Page 26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①
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认为自社会是以牺牲他社会为存在条件的。 黑格尔则指出，
自国家和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使双方都具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相互身份认知。勒
博认为，如果遵循康德—黑格尔冲突性自我—他者关系的二元对立认知图式，他者

②
的原型必然是负面的和敌对的。
这种二元对立身份的建构过程是滋生自闭性和自大性民族主义的最佳土壤，并
很容易形成以自民族为内向核心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内涵在于对身份安全

的诠释，基本观点是一种极其简单、黑白分明的敌我对立的身份政治：以建构敌对
他者的身份明确自我身份的意义，以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敌对他者的心态诠释自我安
全的威胁，以消除敌对他者的斗争作为保障自我绝对安全的终极手段。国家内向化
和民族内向化的同步共时，成为疫情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使得民族国家不仅再度

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坚硬堡垒，也成为了民族身份焦虑的缓释剂和民族身份安全的迷
幻剂。
同时，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也使得相对收益成为极为敏感和极易泛安全化的问

题。在国际合作中，由于没有任何合作交往会产生完全对等的收益，在收益分配高
度敏感的内向化文化中，国家会将获得相对收益优势的他者视为竞争对手，将获得
相对收益最高的国家视为主要对手甚至敌人。因此，内向化国家不再以外展视角内
观自我，而是以内窥视角外观世界，重新定义自我，将自我视为开放交往过程中的

受害者，将开放交往的过程视为负和互动，将交往他者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结果
是不允许任何他者获取比自己更多的相对收益，即便是盟友也是如此。实际上，约
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相对收益敏感度系数 k 总是大于零的假定，只

③
有在二元对立的政治身份中才能够成立。
因此，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争夺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获取相对收益成为
权力斗争的主要矛盾方面；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不再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跨国安

① Richard Ned Lebow,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08, p. 475.
② Sahnnon Brincat and L. H. M. Ling, “Dialectics for IR: Hegel and the Dao,” Globalizations,
Vol. 11, No. 5, 2014, pp. 661-687.
③ 格里科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国际政治的实质，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因此
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系数 k 永远大于零。基欧汉也承认敏感度的存在，但认为敏感度系数可以根
据合作对象的具体情况，大于、等于、小于零。参见 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n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85-507；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6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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