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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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极端形式：虽然合作是可能的，但最终决定合作收益分配的是权力。 因为
②
权力就是使对方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领域的合作，指出即便是在美国和日本这种

③
友好国家之间，即便是在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对收益都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在
安全这类高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对手之间，权力强制性合作更是国家采用的手段。
④
进而，国家之间的竞争性越强，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就越高。 在冲突叙事中，制
度性合作、友谊性合作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权力强制性合作才是可靠的。也正是因
为合作是权力的产物，所以，这种合作是不具本体意义的，权力竞争才是国际关系
的本质。
如果冲突安全叙事与身份政治叠加，国家内向化就使得国家间安全合作更为渺

茫。国家内向化使得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为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根据
⑤
身份政治的理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动， 他者的安全目的一定是基于自
我的非安全而设定的。既然敌对他者的身份决定了它必然是以侵犯自我安全为目

的，国家安全首先就是破除敌人的任何威胁手段。以国家间安全威胁重新界定国际
政治，以国家间敌对重新界定国家身份，安全合作也就在根本上成为零和博弈。强
制性合作是必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能的，比如采取高压政策，但基于共同利
益的合作至多是策略性的，因之也是短暂的。在这样一种整体叙事中，场景被重新

框定，剧本被重新改写，角色身份和关系性质也都被重新界定，开放空间成为安全
威胁的条件，安全再次成为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生存游戏，平等的安全合作也
再度成为一种迷思。对此，任何理想化的认知都会产生错觉和误导。

① Stephen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1991, pp. 336-366.
② Robert Dha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1957, pp. 201-215.
③ 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1991, pp. 73-113.
④ 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n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85-507.
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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