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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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的恐惧而增加对于‘被抛弃’的恐惧。” 在非对称的澳美同盟中，由于《澳
新美同盟条约》（ANZUS Treaty）的表述模糊性，即对地理范围进行限制、不明
确提及“适用武力”以及强调依据宪法程序，澳大利亚不能确保美国在澳面临威胁

时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对美国而言，条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美国根据具体情
②
况采取行动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从安全互助条款的明确度和有效性来看，《澳
新美同盟条约》更多反映了联盟内强国（美国）而非联盟内弱国（澳大利亚）的意

愿和利益。特朗普时期的内顾倾向和战略收缩对澳大利亚构成了不小的战略冲击。
鉴于 1942 年曾遭遇过被盟友（英国）抛弃的惨痛经历，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加大对
澳美同盟的投入，降低“被抛弃”的风险。在中美权力转移加速、美国相对衰落的
形势下，美国保守化内顾倾向加重、介入海外事务的意愿下降，因此澳大利亚受美

国战略牵连的风险相对较小；但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澳大利亚因而
被美国战略抛弃的风险显著提升。因此，目前，澳大利亚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甚于
担心被战略牵连。

（一）实力有限的澳大利亚安全焦虑日渐严重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澳大利亚
陷入了“两难困境”，中美战略竞争对澳大利亚的地缘安全环境产生了冲击。澳大
利亚担心中国会向临近的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扩张”，从而“危及”其国家利

益。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喜怒无常的政策导致的混乱，印太地
区正在发生战略权力的转移，这对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管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造成
了不小的挑战。特朗普对盟友（包括澳美同盟）的权力政治做派，冲击了澳大利亚

③
长期珍视的忠诚、意识形态相容性等观念。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日本侵略，澳大
利亚的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由此产生焦虑感——自身实力有限，无
法单独有效应对地缘安全的挑战——并持续至今。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和中美权力转移的加速，澳大利亚的战略焦虑不断加剧。

在《2020 年新版国防战略》（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中，澳大利亚认为与
2016 年相比，战略环境恶化的速度超过预期，亚太地区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急剧的
战略调整，军事现代化、技术中断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等趋势使本国的战略形势进

① 王帆：《联盟管理理论与联盟管理困境》，载《欧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20 页。
② 李凡：《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0 页。
③ Thomas Wilkins, “Re-assessing Australia’s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15, No. 1, 2019, pp. 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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