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2021 年第 3 期

综上所述，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法律性质体现为应然与实然两个层
②
①
面。应然方面，该行动是一种特殊的“执法活动”， 并兼具军事活动属性； 实
然方面，根据已有国际司法实践，法庭或者仲裁庭恐怕很难认定其为军事活动。
某种意义上，美国正是倚重该行动的“灰色”属性，肆无忌惮地借此行动“搅
动”南海局势，无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合理诉求。尽管如此，从更好地维护国

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中国仍有必要将美国的“航行自由活动”区别于其在南海
进行的军事演习、军事巡航和军事侦察等行为，前者宣示性行动意味及法律性
质较强，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军事挑衅或政治施压。同样，对于作为美国南海典
型“灰色地带行动”之一的海警联合执法，也宜适当参照此标准客观看待，如

果仅仅强调其军事属性，不利于中美两国就南海问题在国际法层面展开互动，
也不利于双方理解彼此诉求、冷静管控冲突。

五 妥善应对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的中国方案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比较好地利用了《公约》对海上军事活动的模糊性

③
规定给缔约国创造的灵活空间， 然而，随着美国海岸警卫队进入南海的常

① 类似于部分学者所称特殊的“执法”或者“警察行动”，参见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
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9 期，第 52 页；马得懿：《军
舰海上执法：和平时期的国际法实证与完善进路》，2019 年中国国际海洋法年会论文集，第 122
页；胡鑫：《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发展——2019“南海论坛”综述》，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 68 页。在“北极日出号案”中，仲裁庭认为执法管辖权可以是基于违反沿海
国国内法或者国际法（如恐怖主义犯罪、海盗行为或者与《公约》有关的执法管辖事项），因此
“航行自由行动”这种特殊的“执法活动”，理论上可以视为是执行海洋强国理解下的海洋法。
参见 “The 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v. Russia), Award on the Merits, ” August 14, 2015,
pp. 53-83。另外，佩德罗佐教授认为，即使在一国管辖海域，其他国家仍有执法权，例如一国专
属经济区内，他国可以根据《公约》第 58 条第 2 款，在不经沿岸国同意的情况下从事非资源相
关的执法活动，如禁止奴隶贸易和海盗，制止未经许可的广播，打击麻醉品贩运，履行救助义务，
行使紧追权，以及《公约》第 86 条明确的广泛的解释权。因此，将“航行自由行动”理解为一
种特殊的“执法活动”与沿海国管辖权理论上亦不冲突。参见 Raul Pedrozo,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ast Asia Focu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 90, 2014, pp. 517-518。
② “舰艇扣押案”中，高之国法官认为，同一争端可以同时具备执法活动与军事活动的混
合性质。参见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Gao, para. 50。
③ 王建廷：《海上军事活动的自由与限制——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考察与分析》，
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49 页。
·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