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2021 年第 3 期

上航行自由的前提是保证主权及安全，尤其当所谓“进入权”涉及军事船舶或者飞
机的域内活动时，中国与美国的立场截然相反，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在南海就航行

自由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正因如此，美国外交史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曾预言，未来海洋自由仍是美国最有可能与其他大国利益发
①
生冲突的一个点。
（三）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法律性质
中国学者通常将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表述为“军事行动”“军事手段”
②
“军事遏制”或者“军事宣示”等， 虽然没有直接将其归为《公约》下海上军事
活动的范畴，但却更多强调了“航行自由行动”的军事属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丹

尼斯·曼萨格（Dennis Mandsager）教授辩称，这正是通常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
③
性质的误解。
目前以及将来可能参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主体，包括美国及其盟国的海
④
军和海岸警卫队。 海军是一国的军事力量，海岸警卫队则通常被视为准军事力量。
因此，从主体因素来看，二者均是海上军事活动的主体，是判断“航行自由活动”
构成军事活动的初步证据。然后，结合行为方式和活动目的来分析，作为界定海上

军事活动的关键要素，其指向的是“航行自由行动”主体在通行过程中具体实施的
行为。根据现有的国际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单纯以军舰或者海警船通行且不附带

其他行动来挑战沿海国主权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即使其带有军事挑衅、检验
沿海国军事反应能力或者其他军事目的，实践中也难以被法庭或者仲裁庭认定为

①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06.
② 潘玉：《美国“航行自由”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东亚评论》2019 年第 1 辑，
第 83 页；郑实：《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法理根基与双重本质——兼论中国的因应之道 》，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36 页；邢广梅、汪晋楠：《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
与军舰无害通过问题研究》，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78 页；石秋峰、王
传剑：《美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的逻辑及其批判性分析》，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74-75 页；刘琳：《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探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 年
第 1 期，第 86 页；吴士存：《从当前南海形势看海上规则和秩序建设的紧迫性》，载《亚太安全
与海洋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③ Dennis Mandsager,“The 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 Policy, Procedure,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 72, 1998, p. 119.
④ 例如，2018 年 8 月 31 日，英国“海神之子”号船坞登陆舰以“航行自由”之名擅闯中
国西沙群岛的领海，除此之外，美国还不断怂恿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国加入在南海的“航行
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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