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
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
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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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 所以，在清末民众视野中，
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
的国土“整体安全”。

三是从以皇权为核心“国家安全观”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安全观。
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
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
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对外不能仅仅设立一个总理事务衙门，而要“筹自强

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师夷长技以自强”，对内既要“自强之要在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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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
等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的安全就是国家的

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
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
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的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梁
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

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894 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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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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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但是，甲午战争
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
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
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四是安全观从以“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这种观

念的转化是由于西方列强多通过海洋来侵略东方所导致。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
以来国家安全思想的转型和变革，多是在外力逼迫下形成，而非主动作为。例如，
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强化海防”“以商制夷”。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家面临安危之

①《〈大义觉迷〉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6 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386），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1691 页。
③ 张汝伦：《思想的踪迹》，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25 页。
④ 主要见于郑观应所作“海防”（上中下）、“边防”（1-9），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
集•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26-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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