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迫和围堵竞争对手。 同时，美国还利用技术优势，将供应链中的非对称相互依存
①
②
关系武器化，以实现经济利益之外的安全战略目的。 基于这一逻辑，美国新供应
链政策的目标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外溢到安全领域，其本质也不仅是应变式的

功能性调整，而是成为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性调整。
这两种视角都有相应的政策经验作为论据，各自反映着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变
化的一个侧面，这也说明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其动因、方式和

政策影响愈加复杂。总体而言，美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一些关键产业
凭借市场、资本或技术优势占据高附加值环节，操纵着全球市场。基于这种国际分
工体系，美国自冷战结束后长期采取市场开放、放松资本规制和强化跨国资本利益
保护的对外经济政策。 可是随着美国的社会极化和大国权力格局的变动，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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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面临着内外压力。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全球供应链政策调整正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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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这一大背景之下，以上两种观点都关注到了这些结构性条件变化带来的政策影
响，只是“功能性转变论”更多地关注去工业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应变性

政策，而“战略性转变论”更多地是关注其中的供应链优势竞争和技术民族主义等
大国战略竞争的维度。因此，如果想要认识其供应链政策转变的本质，就需要进一
步分析拜登政府系列新供应链政策的不同驱动力量以及与之配合的政策操作手段。
从以上政策变化的实践看，“安全叙事”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供应链政策

中的一个共同点。既有相关研究也强调美国供应链政策调整的两个维度，即经济安
全和战略利益。但是，安全叙事如何进入美国供应链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如何
影响其政策的方式选择，相关的研究并未展开。这就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明晰全球

供应链的安全效应及其形成机理，对大国经济政策安全化的策略进行类型化研究，
进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安全化
机制。

① Daniel W. Drezner,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3, 2019.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 77.
③ 管传靖：《全球价值链与美国贸易政策的调适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1 期，
第 146 页。
④ Thomas M. Flaherty and Ronald Rogowski, “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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