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场力量驱动的国际分工优势竞争进行安全化。
其一，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模式增强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
等优势，使其可以影响全球性的生产过程与规则标准。 因此，在其拥有竞争优势之
①
时，美国对大国之间经济合作所产生相对收益的敏感度降低，并且会为了构建反映
②
其利益偏好的国际经济秩序而采取承担相应的谈判或吸引支持者的成本。 可是，
对于美国而言，新兴大国同样可以借助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快速发展，从而冲

击其全球优势地位，进而形成阿瑟·斯坦（Arthur A. Stein）所描述的“霸权两难”的
经典情形，即破坏现有秩序会损害自身利益，维护现有秩序则更有利于新兴大国。
③
面对这种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两难，基于分工地位竞争或战略对抗需要，美国会
选择有限度破坏或重塑全球供应链的修正主义战略，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倾向于利

用安全化操作为其破坏或修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提供依据。随着霸权国采取
修正主义策略并将国际经济交往安全化，全球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将会被削弱。
其二，全球供应链等级性所带来的利益，导致美国不仅顺应市场力量以推动维

护供应链有效治理的国际规则，还借助霸权力量维护在供应链分工中形成的“租金”，
包括因技术差距而形成的“租金”，或者因为市场权力而创造的“租金”，维护和汲
取“租金”等也成为一种新型的“不平等交换机制”，成为跨国利润转移的主要渠
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美国霸权已经高度全球化，完成了与全球经济的“深
④
度接触”， 这种霸权力量与全球化力量纠缠的状态，使得全球供应链的租金转移
⑤
机制成为美国霸权秩序的关键支柱之一。为了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美国常规的策略
是保持技术创新活力以确保全球技术领先优势，并通过技术出口控制、国际技术联

盟或国际技术保护规则进行关键技术垄断，从而确保其他大国的供应链升级不会从

① Nicola Phillips,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3, No. 2, 2017, p. 432.
② Michael Mastanduno, “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S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 122.
③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 384.
④ Dennis Davis, 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Rents,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24, No. 1, 2018; Andrea Ricci, “Unequal
Exchang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1, No. 2, 2019.
⑤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3, 2012, p. 11; G. John Ikenberry
and Daniel H. Nexon,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2019,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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