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影响，而国际权力结构作为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它决定着美国对于全球供应链安全
效应的认知和霸权焦虑的强度。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驱动之下，全球供应链安全
效应影响着安全化操作的目标选择和排序，霸权焦虑的强度则影响着安全化操作的

手段选择，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的机制。
第一，安全化操作的目标设定。如表 1 所示的全球供应链产生的四种安全效应
中，供应链弹性风险主要受自然性因素冲击，地区性的动乱、冲突或相关安全风险

以及市场供需或资源依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关联度较低。
脆弱性依存的风险与这些因素相关，同时也受大国战略竞争的影响，因为战略关系
的紧张会促使大国降低关键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依存风险以维护经济安全。供应链
的地位竞争与租金冲突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状态，大国之间

实力对比的变化会直接激化这两种安全效应，促使霸权国将它们设定为优先的政策
目标。这种激化作用的逻辑在于不同权力结构之下霸权国对从国际经济合作获得的
相对收益和自身实力地位的关切程度存在差异， 在其他地区大国难以对霸权国形
①
成有效制衡之时，霸权国将构建和维护体现其特权的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主要战略目
②
标。 在大国战略竞争趋向激烈之时，关乎霸权秩序的供应链租金特权就会成为其
优先政策关切，促使霸权国采取激进政策。
第二，安全化操作的策略选择。如上文所析，经济政策安全化可选择的四个策

略的成本存在差异，美国对这四个策略的选择主要受成本敏感度的影响。新兴大国
崛起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会加剧美国的霸权焦虑，导致它对大国之间经济合作
的相对收益高度敏感，从而将竞争对手的正常经济政策视作需要在战略上作出反应

的威胁。 特别是大国之间权力转移带来的美国对霸权衰落的焦虑，还可能会刺激
③
其采取激进的进攻性战略，在这种情形之下，全球供应链的分工地位竞争和租金分
配冲突会削弱其对经济成本的考虑。 此时，霸权国对经济政策安全化操作的成本
④

① Joanne Gowa and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2, 1993.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204;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8.
③ 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1991, p. 74.
④ Thomas Chadefaux, “Bargaining over Power: When do Shifts in Power Lead to War?”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3, No. 2, 2011; Brandon K. Yoder, “Hedging for Better Bets: Power Shifts,
Credible Signals, and Preventiv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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