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 50 年

这两段时间。这两个阶段分别处于本文所述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初期，
是美国国内怀疑以及否定中国的借重作用的两个阶段。当美国调低中国在其国家安
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时，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困难和徘徊。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

自身力量的崛起，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中国的重要性没有再出现下降的情况。
（二）中美关系在过去 50 年中由“外驱”改为“内驱”，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
方向判断的变化，是影响其对华战略范式性转移的主要因素

过去 50 年，塑造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因素有很多。在第一阶段，中
国本身的力量与美国和苏联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更多地还是扮演了一个“平衡
者”或者说“四两拨千斤”的角色。也就是说，决定第一阶段中美关系状态的不是
中国自身因素，也不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具体问题，而是外部因素即苏联的实力、

战略以及美苏关系。从内驱、外驱的视角看，过去 50 年中的第一阶段与第二、第
三阶段有着根本差异，第一阶段属于外驱阶段，与后两个内驱阶段有着根本的不同。
驱动力从外驱转向内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范式性转移。未来，这种“外驱”

型的中美关系几乎肯定不会再现。这既是因为中国实力已经日渐强大，中美关系的
内容极为丰富，外部因素已经很难“遮盖”中美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作
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适合在美苏大国争霸中发挥制衡作用，而无论是九一一事件后
的反恐还是当前的气候变化等议题，单个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可以发挥垄断性作用

的行为体。因此，这些议题虽然对稳定中美关系有用，但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
从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中国自身的变化成为拉动中美关系变化的核心
动力。美国国家安全视阈内的“中国实力变化”与“中国发展方向”是最重要的两

个变量。美国作为中美关系中相对强势的一方，其对中国实力和中国发展方向的判
断变化会导致其对华战略的调整，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在第二阶段，美国多数时间
都认为中国实力仍不足虑，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抱有期待，因此对华战略整体
积极面还是大于消极面。到第三阶段，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以及对中国发展

方向的疑虑共同作用，造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从对中国实力与发展方向
判断的角度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第三阶段与前两
个阶段有着根本差异。美国对中国实力变化的判断是一个作用相对缓慢的因素。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美国已经逐渐注意到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崛起，对华战略在
小布什、奥巴马任内也随之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这种变化一直未越过“临界点”。
而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判断的变化，则是一个作用相对激烈的因素。一旦这一判断
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就会越过“临界点”而发生范式性转移。两个因素相比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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