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左右，这是由于虚假信息的内容大多更新颖，可以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刺激。 尤其
①
是当危机发生时，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骤然上升，人们会陷入过度恐慌的情绪当中，
理性判断会进一步受到抑制，受虚假信息操控的脆弱性大为增加。历史上每一次传

染病大流行都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虚假信息，例如，“黑死病”是“犹太人下毒”，艾
滋病是“中情局制造”，埃博拉病毒是“白人的阴谋”等“阴谋论”流传甚广。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病毒迅速蔓延，死亡率急剧上升，引发集体恐慌。公众

对新冠病毒相关信息的需求激增，但由于疫情暴发之初，关于病毒源头、传播方式、
致死率和治疗等情况尚不明朗，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蜂拥而至，出现了“生化战
计划”“5G 致新冠”等阴谋论。 恶意行为体正是利用人类的“有限理性”这一弱
②
点，抓住权威涉疫信息滞后产生的“信息真空”，制作并传播耸人听闻或加深偏见

的虚假信息，以操纵舆论，煽动混乱。
2.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显著增加了虚假信息的供给
信息革命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和获取的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虚假信息的

工具箱。从信息生产环节看，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入应用，网络空
间已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促使“用户生成
的信息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激增。由于传统媒体作为信息“守门人”的
角色受到冲击，而网络媒体缺乏严格的核查机制和新闻标准，加之网络空间的匿名

性，信息发布者对信息真实性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道德约束较小，导致大量良莠不齐
的信息充斥信息空间。从信息传播环节看，互联网模糊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边
界，社交媒体的运作模式又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以指数增长。从信息获

取环节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下，人们需要根据自身偏好自主选择信息，而搜索引
擎和社交媒体基于用户对内容的分享、点赞和评论进行“算法推荐”，形成“过滤
气泡”，创建“信息茧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认知偏见，鼓励了虚假信息的传
播。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暴发后，《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戴维·罗

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即提出“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概念，用来描述“与
恐惧、猜测和谣言交织的一些事实，经由现代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放大和传播，

①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and 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Vol. 359, No. 6380, 2018, pp. 1146-1151.
② Joseph E. Uscinski et al., “Why Do People Believe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Vol. 1, No. 3, Special Issue on COVID-19 and
Misinform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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