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2022 年第 4 期

增强，身份安全面临的风险程度大幅上升。国家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既定
的国家身份不再具有不可置疑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跨国因素的显著渗透使得国家间
的边界逐步淡化，国民层面的国家身份认同正在逐步消解，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所

属感正在增加。 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稳固的身份叙事面临着超国家主义的侵蚀和威
①
②
胁。 例如研究者发现，“多孔化的”安全空间是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而难民危机的本质则是观点、情绪/情感、政治身份和选票的跨界迁移， 并且激发
③
了欧洲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是非传统安
全向传统安全传导的结果。
再次，通信技术和新兴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现代社会心理和认知结构的
改变，出现信息时代向体验时代（Experience Age）的转向，并带来了“后真相状态”

的非预期结果。 “后真相状态”是理解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国际政治生态变
④
化的重要角度。后真相状态下，过去被理性政治范式忽视的情绪（emotion）和情感
（affect）， 成为集体政治行动的显著因素，也是塑造新群体身份的“标签”，即
⑤
人们会更多关注发言者的群体身份和经验体会，关键变量不再是理性观点的可验证
性，而是日常生活体验触发的集体情绪/情感，进而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有着相互
促进的作用。 更复杂的是，作为主体的经验，集体情绪和情感具有明显的“主体
⑥
间性”，受特定社会互动方式和文化惯习的影响和塑造。 显然，后真相政治加大
⑦

① 郭丽双、付畅一：《消解与重塑：超国家主义、文化共同体、民族身份认同对国家身份
认同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39 页；吴玉军：《全球化与“去中心化”：
现代性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困境》，《哲学分析》2020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②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2000, p. 21.
③ Ivan Krastev, After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p. 19.
④ Gabriele Cosentino, Social Media and the Post-Truth World Order: The Global Dynamics of
Disinform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9-10.
⑤ 在心理学中，情绪（emotion）是一种短期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其表现形式较为明显，因
而也更容易被人们所识别，同时它也具有较强的变化性。相比而言，情感（affect）则是较为长期
的心理状态，它往往难以被准确识别，也可能不受意识的调节，因而可能更具稳定性。详情可参
见 Emma Hutchison and Roland Bleiker, “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6, No. 3, 2014, p. 502。
⑥ Rhys Crill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2, 2018, p. 418; 谢超：《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后真相”状态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
响》，《国际论坛》2021 年第 4 期，第 138-141 页。
⑦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2000,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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