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2022 年第 4 期

（二）国家身份、情绪/情感与安全：理论定位
既往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全球化时代国家身份与国家安
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冷战时期，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路径秉持“原子

式物质安全观”，安全被限定为客观物质意义上的国家生存和政治主权，需要不惜
一切代价加以实现和维护，而其威胁主要来自他者真实意图和信息的“不确定性”
导致的霍布斯式“自然恐惧”。 在这样的条件下，巩固国家安全主要是通过均势、
①
军备竞赛、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等方式，实现自助式的权力积累。 受制于现实
②
主义路径的支配性地位，许多研究者把国家身份作为外生给定因素或常数（国家都
是原子式单一理性的行为体）来对待，忽视了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性、互动性和主
体间性。 针对这个不足，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际安全
③
理论研究出现了“认识论”革新，在“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种研
究取向下，通过引入观念要素，以期对国家身份的动态性、过程性及其与国家安全
状态的关系进行分析。

但是，主流的社会建构主义对于国家身份的理解主要是在“自我—他者”的互
动和对比过程中讨论群体身份的形成，侧重于从制度性认同到集体身份的社会建构
过程，属于“外生性”的身份形成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
特（Alexander Wendt）实际上意识到了单元层次“内生性”身份的重要意义，由于

其理论旨趣在于调和主流的结构理论和“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对集体身
份的讨论进行了限定，较少讨论单元层次群体内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
集体情感和心理依附感对于集体身份塑造的作用。

事实上，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安全研究者已经敏锐捕捉到了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对
群体内维度的忽视，并且尝试揭露隐藏在“安全”概念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① Jack Donnelly, “The Ethics of Real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5; Tang
Shipi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p. 455-456;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刘丰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2-183 页。
②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p. 213-214;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p. 121; Lawrence Freed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Foreign Policy, No. 110, 1998, p. 48.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p. 96-
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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