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经济制度及其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也变得持续而稳定。随着
中国在 1980 年全面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中国逐渐采
取世界通行的标准来评估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时向世界通报相关统计数据，促

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变得更加直观和透明。 在这一时期，最为典型也是影响
①
最为深远的当属 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证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主流
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坚定决心，强化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合型信任关系”的基础，

也体现了美国及其他主要贸易国家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认可，标志着二战
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接受了中国的加入和深度参与。
②
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紧张对立，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国与
国际社会的互动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稳定化的“和合型信任关系”。无论是基

本的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还是各种重要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既得到了中国的
充分支持与认可，也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尊重和接纳。在此情形下，就敌人形象的塑
造来看，过去与美苏超级大国的直接针锋相对也被更加模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取代。正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对中
国本体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再来自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那些可能破坏整个国际安全
环境稳定的不利因素。
（三）“排他型信任”与“竞合型信任”的调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信

任关系重塑
中共十八大以来，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期，欧美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
序正经历权力分配、价值原则和多边机制的深层次本体安全危机。 国际社会未来
③
前景的不可知性显著上升，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人类的惯例式生活带来巨
大冲击和破坏，焦虑感和各式议题的安全化在世界各国弥漫。 戴维·莱克（David
④

①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 228.
② Deng Yong,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Statu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omas J.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84.
③ Trine Flockhart, “Is This the End? Resilienc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1, No. 2, 2020, pp. 226-230.
④ Bahar Rumelili, “[Our] Age of Anxiety: Existentialism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4, No. 4, 2021, pp. 1021-1022；
Pan Guangyi and Alexander Korolev, “The Struggle for Certainty: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China Tensions after COVID-19,”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1, 2021,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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