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2022 年第 6 期

策。当前学术界围绕生物技术“两用性”议题，在生物技术的风险特征、治理措
施、生物安全影响以及对中国生物安全治理的启示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
但较少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两用性”议题本身的安全和政治效应。这些研究难以

揭示为何在诸多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中，被冷落很久的生物技术突然受到
异乎寻常的重视，又为何在诸多技术“两用性”问题中，唯有生物技术“两用性”
及其相关政策引起广泛争议。本文认为“两用性”本质上是一种安全叙事，部分

研究直接将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等同起来，忽视安全叙事这一重要建构过程，使
得难以在把握“两用性”问题本质的基础上解读生物技术政策并分析其未来走向。
首先，美国生物技术“两用性”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演变是一个政治过程。
美国政府有不干涉基础科学研究的传统，2009 年美国发布的第 13526 号行政命令

规定，与国家安全没有明显关系的基础科研信息不予保密，如果要对基础研究信
①
息展开监管则必须对所有的研究进行分类。 因此美国政府如果想要监管生物技
术，就必须先定义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科学研究类型，而“受关注两用性研究”

概念的提出正是为解美国政府的燃眉之急，为合法获得科学研究的治理授权所作
出的政治行为。
中国学者对此研究更多侧重于生物技术的自身因素分析，相对忽视对生物技
术“两用性”议题的本质及其背后政治动因的探索，很多研究只是对前沿生物科

技的特征进行细致分析，并列举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刘冲和邓门佳从新兴
生物技术发展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影响出发，详细阐述了新兴生物技术对国际格局
和全球安全环境的颠覆性影响。 薛杨和俞晗之则进一步地列举了大量前沿生物
②
技术可能潜藏的安全威胁，分析了世界各国在生物技术监管中存在的疏漏。 这
③
些研究对生物技术的安全风险进行了详尽梳理，但围绕技术本身推演的客观风险
的分析多，而解释客观风险是如何转变为“主观”安全问题的分析少。生物技术
的潜在风险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生物安全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忽略两者的

差异无法揭示出生物技术“两用性”问题的本质。

① “Executive Order 13526-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9,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executive-order-classified-
national-security-information.
② 刘冲、邓门佳：《新兴生物技术发展对大国竞争与全球治理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
2020 年第 6 期。
③ 薛杨、俞晗之：《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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