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P. 120
超越生物防御：“两用性”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
其次，现有国外研究虽涉及安全化理论，但无法解释政府是如何将安全化的
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实践的。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着科学伦理展开，研究主要聚焦
于政府对“两用性”的治理可能会妨碍知识的合理流动。西方学者们将“两用性”
视为一种科学伦理问题而非国家安全议题， 他们对严厉的政府监管普遍采取谨
①
慎态度，大量研究试图利用“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过分严格的政府监管并不
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 这些研究忽视了生物技术“两用性”议题形成的社会
②
过程。如果单纯地将美国生物技术政策视为技术或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则既不能
解答生物技术的安全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更不能厘清生物科技发展与生物安全两
者之间内在的关系。
最后，既有研究对美国生物技术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的分析有限。国外
学者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普遍集中探讨新兴生物技术的滥用与谬用问题，他们
认为生物技术“两用性”问题的出路在于广泛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治理责任。
③
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将生物技术“两用性”问题视为生物武器扩散的衍生问题。
④
部分研究认为，生物技术的“两用性”使生物武器军控体系难以准确定义生物技
术研究的性质，更难以监管生物武器的研究及危险生物技术的扩散，因此生物技
术政策应侧重于改革现有的监管机制。 虽然生物技术“两用性”概念起源于国
⑤
际军控，但是当前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安全关切早已超越了国际军控范畴，新
兴生物技术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影响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针对生物技术“两用
性”问题的研究，应该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变化纳入其中，理解 “两用性”
安全叙事演化的本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生物技术“两用性”议题在美国已经由一个客观技术风
险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议题，这种安全化过程使得这一问题的主观性大大增加，
美国政府为了在生物技术政策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不断利用这一概念赋予生物
① Gabrielle N. Samuel, Michael J. Selgelid and Ian Kerridge, “Managing the Unimaginable:
Regulatory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ynthetic Biology and Synthetic Genomics,” EMBO
Reports, Vol. 10, No. 1, 2009, pp. 7-11.
② Stephen M. Maurer and Sebastian Von Engelhardt, “Industry Self-Governance: A New Way to
Manage Dangerous Technologie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9, No. 3, 2013, pp. 53-62.
③ Brian Rappert and Chandré Gould, Biosecurity: Origins, Transformations and Practices, Berlin:
Springer, 2009, p. 912.
④ 王小理、薛杨、杨霄：《国际生物军控现状与展望》，《学习时报》2019 年 6 月 14 日，
第 2 版。
⑤ 晋继勇：《〈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困境与对策思考》，《国际论坛》2010 年第 2 期。
· 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