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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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生物防御:“两用性”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
议”的召开和《重组 DNA 研究准则》的发布,标志着现代生物技术谬用风险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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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鉴于现代生物技术蕴含的潜在风险,美国政府也采
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 这段时间,生物技术风险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被不断评
②
估的科学议题,生物技术尚未被建构成一种明确的“存在性威胁”, 对这一问
③
题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叙事”。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一系列生物恐怖袭
击事件,使得生物研究被纳入国家安全视野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两用性”安全叙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美国生物
技术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后,随着基因编辑等新兴生物技术的不断成熟,在
客观技术环境与主观安全认知合力下,生物技术“两用性”安全叙事的外延与内
涵不断拓展,伴随着大国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逐渐由现实安全向战略安全延伸。
(一)生物恐怖袭击叙事下生物技术“两用性”议题的正式提出
2001 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后不久,七个装有干粉状炭疽孢子的信封被送达几个
媒体机构及美国参议员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和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的办公室。这些信件导致了 22 例炭疽病例,其中 5 例为致命的吸入性感
④
染,美国五个主要的邮局因受病菌污染而关闭。 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引起了美国
公众的广泛关注,推动了生物技术被用于恐怖袭击安全叙事的产生。
炭疽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科学家联盟(FAS)前主席亨利·凯利(Henry
Kelly)于 2003 年 7 月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指出,任何生物研究或生产场
所都有可能被用于邪恶目的,某种程度上,生产挽救生命的疫苗研究室和生产
毒素的实验室之间的区别非常小。 小布什政府也多次表示,新兴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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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落入“不稳定国家”或者恐怖分子的手中,用以制造传统方法无法识别
与应对的新型生物武器。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两用性”使得美国难以判断
① 王小理:《生物技术谬用风险与治理路径探析》,《中国科技人才》2021 年第 2 期,第
17-18 页。
② “阿希洛马会议”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 1976 年开始不断发布《涉及重组 DNA
分子的研究指南》,对重组 DNA 研究实施监管。1986 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生物
技术监管协调框架》,其中概述了确保生物技术产品安全的综合性联邦监管政策。
③ Krimsky Sheldon, “From Asilomar to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Risks, Reductionism and
Regulation,” Science as Culture, Vol. 14, No. 4, 2005, pp. 309-323.
④ “Amerithrax Investigative Summar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ruary 19,
2010,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amerithrax/docs/amx-investigative-summary.pdf.
⑤ “Terrorism and the Biology Lab,”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3, https://www. nytimes.com/2003/
07/02/opinion/terrorism-and-the-biology-lab.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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