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2022 年第 6 期

治理能力亟待健全完善，其首要任务便是厘清治理的对象、治理的行动者构成以及
不同安全事务的治理方式与方法，继而有的放矢、精准且持续地推进安全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点

探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两项基本维度的回顾：一是
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回顾；二是国家安全议题设定的讨论，即在安全内涵与外延持续
变化的进程中，回顾与检视安全化理论的现实性。
（一）治理发展中的“协同”

治理理念的滥觞和发展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政府失灵的持续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1989 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
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治

理”开始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在
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
调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不足，可以有效补充因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而出现的秩序真空。
但治理也非万能，其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受制于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公共事务

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问题的规模等因素，也存在治理失灵的情况。在反思与追问治
理失灵的讨论中，各种新概念，如“元治理”“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良好
治理”“善治”等不断问世。其中，“善治”在治理体系中的应用与讨论较为广泛。

一般而言，“善治”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社会对
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也即官民协同共治。
从良好治理目标来看，善治起源非常悠久，历史告诉我们，帝国的毁灭、国家
的解体、政权的消失都因治理不善，因此，善治是维持国家控制的关键能力，善治

①
意味着对大众有益的决策，使人们感到安全并有参与感。 可以说，安全与善治具
有天然的联系。善治作为官民协同共治的治理形式，存在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回归、
政府向民众放权的价值倾向，理论探究中倾向于和协同治理研究汇流。协同治理的

兴起缘于诸多因素，但有两个长期存在的且比较典型的源头。一是“棘手问题”不
断出现，二是随着公共事务的数量和复杂性增加，治理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此二

① Razia Musarrat, “National Security and Good Governance: Dynamic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Vol. 3, No. 1, 2013,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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