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2022 年第 6 期

念、理念，并在该意识引导、驱使下作出具体行动安排、实施行动；作为安全化过
程的行动端在受意识诱致与规约的情况下，也反馈和塑造着安全客观状态的情境，
即情境本身也存在一个社会建构的预设情境；与之相对应，情境本身也对可能性的

政策方案、治理行为构成制约或支持，也可以说情境是意识形成与行动发生的生态
系统。当然在该系统内部，意识与情境、行动与意识也均存在反向反馈互动的逻辑
链条，只是这种反馈往往融进了行动的反馈过程，故而无须重复强调。正如行动对

情境具有反馈性建构，其行动过程首先是情境与意识的二者互动，行动者网络的意
识结构、意识体系与意识形态决定着客观情境的“认知”状况。所谓的“客观”是
寄生于“主观”意识认知体系之下的，由此才会产生对安全情境的“感知”问题，
否则，意识体系无法进行有效认知，也就成了“无意识”，交互建构无从谈起。因

此，在“情境—意识”环节，有两项论断：一是既有的观念、理念、意识结构决定
着行为体对情境的认知水平、能力和方式；二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议题之下，
由于受前者影响，行动者所感知到的“情境”内容又决定着他们的“意识”内容。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阐述当代世界各个国家“从社会国家转
变为安全国家”时说，社会国家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社会国家将其合
法性和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即保护自己的公
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

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
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
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生活。 于是，“被包围的城堡”的“情境”就被培养出来，
①
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与不安全感蔓延。无形的不可
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
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拥有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 在
②
这种情境下，社会意识的转变以及对集权行为的接受度大大提高，于是，政府增加

安全支出、应用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实施更加频繁的安全检查以及采取更多
先发制人行为等策略，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与合法性——尽管它早期可能仍以一
种权宜之计呈现在人们面前，以“权宜”塑造情境、获取支持和服从。

①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
版，第 138 页。
②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
版，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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