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2022 年第 6 期

一言以蔽之，安全领域需求与供给侧的交互建构，供需间的分歧、矛盾、差距
及其调适，造成了“情境”向“意识”的演化。
（三）“意识”端的子系统由觉识与驱动构成

觉识与驱动分别构成意识的形成与意识的能动性，包括知觉、理解、预测、构
建和驱动等阶段，决定着国家安全观念、理念的形成与演变轨迹。与之相近、相似
的有工程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情境意识”（situation awareness），意指特定的时间

和空间内对环境中各种要素的知觉，对其意义的理解及预测它们随后的状态，由知
觉、理解和预测构成。诚然，意识不单单是对客观情势的简单反馈，观念的形成往
往也与个体的主观生存生活条件及其个体体验密切相关。由此，“人们的安全感、
安全观、安全思想、安全理论和安全研究等，并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安全现实的反

映，在反映安全现实的同时也反映着安全认识主体即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并通过主
观精神状态间接反映着认知者本身的社会存在，包括其出生环境、成长环境和现实
状态等。” 这些意识诸要素在国家安全治理意识的塑造与应用环节包括：安全信息
①
的分布分享、安全观念的自觉自治、公众议程走势的引导、政治领导力的塑造、协同
感知与协同行动的谋划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等方面。另外，就公众安全感知而
言，尽管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治理体系也明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这些均与公民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理念毫无二致，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

认，公众对安全的感知和认识，其实知之甚少，公众个体能够识别的安全威胁的广度
是与他们的心理状态、认知水平以及对威胁的认识和其他政治态度相关联的， 由此
②
印证着“觉识”“驱动”在情境感知与意识形成中的关键性角色与中枢位置。

（四）“行动”端由协同类型与协同评估构成
协同治理体系的形成受到系统情境的影响，其背景因素包括公共服务与资源禀
赋、政策和法律框架、社会经济与文化特征、网络特征、政治动态与权力关系以及
冲突历史等。从这些条件中涌现协同的四个驱动因素：即不确定性、相互依赖性、

前景激励和倡导型领导力等。 根据协同发起者的不同，分为自发型、独立召集型
③

① 刘跃进：《“安全化”还是“安全议程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43 页。
② Daniel Steven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 Citizens and Security Threats: Issues, Perceptions
and Consequences beyond the National Fra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1, 2016,
pp. 149-175.
③ Kirk Emerson and Tina Nabatchi,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2015,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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