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升，安全化的门槛提高，治理体系包容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囿于
权力开放水平所限，议题的政治化程度也有所提升。二是当 O 点移动到 B 点时，
意味着政治化与安全化的门槛双双提升，安全议题的政治性、紧迫性趋于弱化，治

理的自由裁量空间增大，治理的灵活性、弹性特征明显，对治理实践而言，O 点向
B 点的流动过程是开放系统有效治理的理想状态。正如改革开放的核心不外乎政治
化与安全化的松绑，特别是对权力体系开放性的尝试，即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

放权搞活与自内而外的向社会还权的过程，即 O 点向 B 点的运动轨迹。随着政治
格局的宽松化，经济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开始降低，安全治理的临界点弹性开始恢复，
公共事务管理改革迅速推开，经济社会领域日渐宽松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地方放权搞活如火如荼，乡镇企业、

个体经营、私人企业相继出现，经济迅速恢复并快速发展，可见一斑。三是当 O
点移动到 C 点时，与 A 点相反，安全化门槛降低、政治化门槛提升。事务性治
理能力趋弱、安全化趋势加强，政治化水平有所降低，权力体系的开放性有所提

升。四是当 O 点移动到 D 点时，与 B 点相左，意味着治理能力与开放水平都有
所降低，公共事务的政治化与安全化特征均显著提高，安全治理的政治诉求、安
全诉求增加，治理策略受到政治权力体系的严格规约，弹性较低，原事务性治理
内容大多转化为政治安全议题，喻示着安全治理能力与权力开放水平式微。如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通胀高企、灾害严重、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国际上政治
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挑战不断，对国家而言，内忧外患、战争与革命思维
充斥其间。潜在的政治安全风险不容低估，政治安全刚性需求强烈，治理弹性较

弱。由此，进入安全视野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秩序的维系与政权稳固，优先考虑政
治安全。
步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对安全的需求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

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等诸多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成及其行动策
略偏好差异，呈现基于行政权力体系、市场权力格局以及社会权力培育等不同

维度上的供给秩序与供给方式。其中，政治议题、安全事务、经济问题、社会事
务等边界与界限在现实中发生了动态性变化，将“安全发展”纳入国家发展各领
域全过程伊始，既是对复杂性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变革，也是对整体性治理的宏
观规划与设计，借此以防范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风险。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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