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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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误解和重复将大量存在。
①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安理会作出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
意味着安理会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执行这项决议，而这会带来政治风险。首先，

这可能会被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而作为它们发起军事行动、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其
次，安理会一旦介入并监督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就可能冲击
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珍视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主权原则。 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担
②
心，将气候变化问题带入国际安全领域进行讨论，将为发达国家摆脱历史责任、拒
不履行承诺提供新的借口。
其二，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没有实际推动气候变化合作和冲突问题的解
决。到目前为止，安理会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辩论，似乎并没有在实质上推

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没有实质性地推动联合国多边气候
谈判突破僵局。不仅如此，对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冲突的过分关注，可能会忽略
气候变化带来的其他广泛影响，并限制政策选择范围，降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对此，中国强调，武断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唯一的安全挑战，并不是科学的态
度，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有效解决冲突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分散注意力，
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俄罗斯看来，（气候变化的）安全化路径也可能最终使国家
③
陷入竞争，因为从安全角度思考通常会产生过度军事化的问题解决方案，而这些

问题本质上需要非军事反应来解决。 此外，维和人员任务的扩大可能导致额外
④
的行政和财政费用，并可能损害蓝盔部队执行任务的效力。 ⑤
总之，安理会的气候变化和安全辩论中确实出现了两种认知、两种路径、两种

逻辑（参见表 1）。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和安理会应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
的恰当性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对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化解持有不同的政策主
张。发展路径不仅不接受安全化路径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推演，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
念和路径，提供了因果逻辑和伦理逻辑，因此从本质上不同于安全化路径。

① 安理会第 8864 次会议，S/PV.8864，2021 年。
② Ken Conca, “Is There a Role fo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61, No. 1, 2019, p. 9.
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气候与安全问题决议草案表决后的解释性发
言》，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ds_673038/
202112/t20211214_10469312.shtml。
④ 安理会第 8307 次会议，S/PV.8451，2018 年。
⑤ 安理会第 8864 次会议，S/PV.8864，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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