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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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无人武器的迭代速度远高于坦克、火炮等机械化时
代的武器。如果不具备自主研制和改进的能力，即使购买了无人武器，也会在数年
内落后、过时。再次，“技术可控能力”的隐患更加致命。自信息革命以来，武器

装备向电子和软件密集型的方向发展，购买者对进口武器的技术可控程度逐渐下
降，安全隐患不断提升。未来，无人武器更加离不开芯片、软件与网络。假如弱者
购买的无人武器中被植入病毒程序，就可能在战时瘫痪，甚至反攻自身。最后，“人

才培养能力”的鸿沟将更加难以逾越。虽然无人武器逐渐将军人挤出战场，但冲突
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对抗。未来战争对军事人才的要求空前提高，军人不仅要能
熟练操控无人武器，还要做战场控制、思维较量和谋略博弈的主导者。 因此，虽
①
然弱者可以购买无人武器，但如果不能培养能力相称的人才，也无法充分发挥其作
战效能。

综上所述，提高抗争能力的目的是要实现“以弱胜强”，核心要义是以非对称
手段增加强者的政治脆弱性。在非对称安全关系中，弱者必须瞄准强者成本曲线上

的首要变量，才能在政治脆弱性上造成显著改变。在“网络式自主化”变革的前景
下，多重冲击导致“抵消与杀伤”策略趋于失效，质变与量变的挑战共同削减了弱
者的抗争能力。外购虽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但只要弱者没有显著提升
杀伤有生力量与价值目标的能力，就无法有效增加强者的政治脆弱性，非对称安全

关系发生恶性演变的风险就仍处于上升周期。
（三）非对称安全关系恶性演变的极端推演——“市场化战争”
当某种新技术能够对军事态势构成冲击时，就已具备了影响国际安全秩序与国

内政治文化的潜力。抗争能力的损失使非对称安全关系中的互动模式发生改变，以
“反转的第二意象”的方式传导入单元内部。 由此，政府、利益集团以及广大公
②
众对非对称战争的态度和观念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所谓“市场化战争”，实
际上是通过科技与人类社会双向互动，促使非对称安全关系发生恶性演变的一种极

端形态。关于科技如何影响人类世界，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对此有深刻的见解。在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技术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为世界历史划分时代的依据。马
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人的创造物，但又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随着产

① 刘海民、郭秋呈：《智能化无人装备改变了什么》，《解放军报》2019 年 7 月 23 日，第 7 版。
② “反转的第二意象”指国际政治因素导致国内政治变迁，参见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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