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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4 期

过操控族群间关系，改变族群内部政治状况，使其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考夫
曼还指出，对族群灭绝的恐惧只有达到很强烈的程度时，群体暴乱才会发生（比如，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的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对立）。另外，考夫曼认

识到，精英会参与族群竞价（ethnic outbidding），他们或出于工具性原因对族群民族
主义动机深信不疑，比如，克罗地亚的首任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
或者出于对工具性原因和族群民族主义的综合考虑而对族群民族主义动机深信不

①
疑，比如，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
在此研究基础之上，考夫曼进一步发展了其整合理论。首先，他认为有关族
群战争的四种叙事——历史仇恨、领袖的操控、经济对抗和安全威胁的升级——
无论是哪一个都不足以单独解释族群战争。同样，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和心理理论

提出过重要洞见，但是无论哪一种也不足以单独解释族群战争。因此，正确做法
②
是将这两种理论整合起来。 考夫曼还认为，需要对机制和因素都予以整合，并
指出精英的族群竞价（族群动员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促成族群战争的爆发过程中

操控族群灭绝/征服恐惧的重要因素。其次，考夫曼还认为，对族群象征物（或象
征性政治）的操控是理解族群战争的一个关键。他强调，象征性政治（symbolic
politics）需要族群内传播的神话、象征物和擅于操控的精英三个因素来支撑，而
③
象征性政治、安全威胁升级和恐惧这三者相互依存。 考夫曼对其（成熟）理论
概括如下：“族群战争爆发的必要前提条件是族群神话、恐惧以及采取政治行动
的机会。当族群符号政治走向极端之时，激发敌对行为，从而陷入安全困境，于
是族群战争就爆发了。族群战争有时是在大众领导下走向极端主义的，有时则是

在精英领导下走向极端主义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极端主义政治和安全威
胁相互促进、不断升级从而导致战争的。”
④

① Stuart J. Kaufman, “The Irresistible Force and the Imperceptible Object: The Yugoslav
Breakup and Wester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2 (January 1994), pp. 281-319; Stuart J.
Kaufman, “An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2 (April 1996), pp. 149-171;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Elites, Masses, and
Moscow in Moldova’s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Fall 1996), pp. 108-138.
②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12.
③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 36.
④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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