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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 期

全，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在这三个安全范畴之间保持平衡。这是因为粮食安全已经
不仅仅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它既属于人的安全，亦属于国际安全。粮食安全与广
义安全的密切关系要求政策制定者既要进入国家“内部”关注个人的粮食安全而不

是仅仅关注国家整体的粮食可供给量，也要超越国家而关注全球粮食安全而不是追
求单个国家粮食的绝对安全而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这意味着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实现粮食安全，

①
必须超越以国家为中心、自助式的传统安全和安排，承认人是安全的终极关怀， 承
②
认影响粮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高度的扩散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 嬗变性和
治理手段的综合性以及治理的长期性。实际上，这些正是非传统安全的典型特点，
因此，粮食安全合作的实质是非传统安全合作，其基础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理论。

国际合作理论中，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被认为是国家关注合作的相对收益而不仅是绝
③
对收益。 但这一论断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认为安全是一种零和博弈。这样传统的安
全观并不能有效反映和解决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所引起的威胁。因为全球化的

影响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致使各国不仅在经济上变得高度相互依赖，而且在安全领域也是如
此。正是这种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将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使各国
④
更关注绝对收益。 再者，非传统安全的特质决定了各国在该领域的关系不同于传统安
⑤
全的“囚徒困境”模式，而是合作型的“保证博弈”。 因此，非传统安全是可合作的，
合作也是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威胁的唯一途径。有必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和
以自助安全为主要方式的安全维护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① 王逸舟：《全球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00 页。
② Terry Terriff,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116.
③ J.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85-507；D.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3 (September 1991), pp. 701-726.
④ 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3 年第 3 期，第 3-7 页；
孙红、马良玉：《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合作治理》，载《学术交流》 2011 年第 4 期，第
41-44 页。
⑤ 王红芳：《危机孕育出的合作——析非传统安全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推动》，载《贵州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第 33 页。有关保证型博弈参见：[美] 莉萨·马丁：
《利益、权力和多边主义》，载[美] 莉萨·马丁、[美] 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黄仁伟
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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