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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 期

军进行联合军事打击。在各国的联合打击下，圣灵抵抗军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
被迫在南苏丹、中非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地区四处逃窜，其战斗人员
急剧缩减至 200 人左右。然而，在 2012 年年末，中非共和国反政府武装“塞雷

卡”联盟（Seleka）的叛乱以及 2013 年 12 月南苏丹内战的爆发，为圣灵抵抗军
的苟延残喘提供了契机。虽然圣灵抵抗军的军事实力大不如前，基本上已无力再
对北乌干达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袭击，但是它仍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构成一定威胁。在 2013～2017 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儿童
与武装冲突的报告中，圣灵抵抗军仍因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以及绑
架儿童而列入“黑名单”。
通过回顾北乌干达冲突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圣灵抵抗军于 1986 年在

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
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
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那么，圣灵抵抗军作为非洲乃至世界上历时
①
最长的反政府武装之一，它的叛乱动机 是什么？圣灵抵抗军采取了哪些叛乱策略
来对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反叛乱战略？本文认为，在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占据绝对军事
优势及其大力军事打击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动机从最初的发泄心理怨恨和追逐权

① 反政府武装的叛乱动机是国内武装冲突爆发及其解决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学术界关于
反政府武装叛乱动机的主要解释范式是“怨恨”和“机会”，中国学者也对国内武装冲突的起因
以及叛乱动机有着非常详尽的文献梳理及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具体参见 Christopher Clapha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frica’s Guerilla Movemen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 No. 1, 1995, pp. 81-91；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 in Civil Wars, London: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2000；卢凌宇：《认真对待“怨
恨”：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发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11 期，第 121-127 页。
就国内武装冲突解决而言，有学者认为，从武装冲突的得失利害关系来看，领土冲突比政权冲突
更复杂，更难以和平解决；包含认同性因素的冲突（主要指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因素）比只包
含利益冲突的因素更难以和平解决。参见 Kenneth J. Gergen and Kurt W. Back, “Aging, Time
Perspective, and Preferred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9,
No. 2, 1965, pp. 177-186。还有学者在梳理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成本与收益的视角分
析了影响国内武装冲突解决的因素（武装冲突方内部状况、战场伤亡、外部支持、协议条款内容），
认为：如果谈判的收益大于冲突的成本，那么武装冲突方更倾向于选择和谈；如果冲突的收益高
于谈判收益，那么武装冲突方更倾向于以武力方式结束冲突。参见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From War to Peace: Fateful D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 胡文秀：《论冷战后国内武装冲突和平解决的影响因素》，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48-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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