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2019 年第 3 期

入 21 世纪以来，以色列最高法院、以色列国会也都加强了对国防军遵守国际法的
关注。国会实施两年一度的听证会，邀请“军事法律顾问团”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参
加听证等。最高法院则对一些人权组织的上诉，作出许多与反恐军事行动有关的重

要裁决，在限制一些明显偏离国际法的做法的同时，也部分支持以色列反恐实践。
但以色列军事执法体系也难以扭转军事伦理“蜕化”的趋势。在人权组织“神
形”看来，这个体系中存在种种阻碍巴勒斯坦受害者申述的缺陷，如时间、地点、

语言和途径对巴勒斯坦人的申述和作证设置重重障碍；对以色列士兵偏听偏信；
关于申述的程序不明、信息不全和档案不公开；对调查的拖延、敷衍；阻梗刑责
调查的“行动质询”；“军事法律顾问团”不合理的“三权合一”（立法、执法和
司法）和双重职能（法律顾问-执法者）等，根本无法威慑以色列士兵，其实是

①
为占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种种侵害和非法行为开脱、掩饰的机制。 根据“神形”
于 2011 年 8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自 2000 年以后该组织就 739 个事件向“军事法
律顾问团”提出调查申请，结果 182 件没有启动调查，343 件没有进展，132 件

在不同阶段的调查“进程”中，44 件不能确认地点，只有 25 件向相关以色列士
②
兵提出了指控，13 件实施纪律处分。 2014 年加沙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
结束后的几个月内数次宣布要进行刑事调查，对 500 个事件初查后导致 30 项刑
责调查，但迟至 2018 年夏，这些调查尚无真正的结果，也未最终决定是否对三

③
个最大的事件开展刑责调查。

四 以色列“反恐”实践和军事伦理引发的国际反响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和规范的改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强烈质疑和严厉抨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也一直
关注以色列“反恐”过程中对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武装冲突法”

带来严重挑战，并经常谴责和追究以色列“反恐”行动中的“战争罪行”，如过度
使用武力、故意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使用违禁武器等。法律战和舆论战在以色列

① The Occupation’s Fig Leaf: Israel’s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s a Whitewash
Mechanism, B’Tselem, May 2016.
② The Occupation’s Fig Leaf: Israel’s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s a Whitewash
Mechanism, B’Tselem, May 2016, p. 16.
③ Yonah Jeremy Bob, “Is The IDF Ready For Its Next Legal War?” July 27,
2018, https://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is-the-idf-ready-for-its-next-legal-war-56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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