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2019 年第 3 期

感知可以是公众感知，也可以是政府感知，状态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国家安
全风险的态势，能力是应对风险的能力、预防风险的能力、管制风险的能力。三
者之中，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初期难以左右，因此，实现安全目标的途径主要

也就有两个方向：提高能力和降低感受。
提高能力，包括政治统治能力和合作治理能力；降低感受，即通过信息的分
享与传播以及公众议程的引导，垄断信息与议程设置。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在

阐述如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时明确提出了八项举措，即完善战略政策、统筹各项
工作、健全体系、法治保障、提高能力、加强教育、形成合力。其中，在国家层
面上，法治保障和战略政策是安全的制度供给，统筹意在提高协调性，健全体系
意味着组织架构的有效供给，旨在“提高能力”。在社会层面上，教育、增强安

全意识的目标是“形成合力”。此二者均系提高能力的范畴，而降低感受的维度
并未展开讨论，一方面囿于公众知情权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惧于“愚其民”的社
会反弹。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各种信息垄断、议程设置的选择性以及公民合

法权利的被动“维稳化”却不断闪现，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彰显着政府政治安
全与社会人民安全二者的需求满足间存在偏差。
此种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存在着前置性条件，即政治安全中的人民安全。在
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治理行动者的权力源自于他者的依赖，而权力和依赖的不平等

关系，也就产生了权力不平衡。在安全治理实践中，政府与公民间也存在不对称权
力关系，实践上造成权力不平衡，且公民处于权力弱势地位。因而人民安全的满足
也就依赖于政府的服务供给，囿于权力结构的依赖性，人民对政府供给也就鲜有约

束性。于是现实安全供给往往呈现出政治安全的偏好，人民安全的满足往往需要政
治安全的前置性条件，即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诚然，在民族国家结构依然健在的
国际情境下，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各民族国家在交往互动时普遍珍视的一种
重要价值、乃至首要价值，人的安全或曰人民安全往往成为牺牲的对象。因而，安

全服务的有效供给需要厘清政治安全与人民安全的关系问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作为宗旨的人民安全与作为根本的政治安全二者到底是融合的还是分化的，对
这个问题的理解的不同将决定安全服务供给的偏好与走势。

在掠夺型、主导型政府的模型假设中，安全供给首先要保证政治安全，政治
安全与人民安全是主从关系，政治安全需求的满足是人民安全产品供给的前提条
件。在服务型政府的模型假设中，将政治安全与人民安全同时考虑，并且将人民
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基石优先予以保障，人民安全的保障不设前提条件。一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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