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2019 年第 3 期

地接受，而是受到人民的主动支持。
另外，治理理论的假设具有多种合法性来源，例如，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对民
主选举程序的遵循，也来自制定或执行政策时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利益相

关者的合作保证了更高的效率。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同样保障了效率。从这个
层面来看，治理理论不重视效率和民主之间的取舍，它遵循的假设是实现公共目
标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和相互作用。公民参与能够克服公民社会中群体或个人在

①
提升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在这种意义上，公民参与会自动创造出共识。
参与治理创造双赢局面，所有参与者将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而获得利益，并合作
生产，实现协同效应。
国家安全常含长治久安之意。无论是国家治理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国

家安全，其事务之繁巨、影响之广远，绝非单一部门、特定领域与具体层级所能
涵盖与达成的。新时代需要有效地改善与增进公私部门间、府际政府间及跨部门
间的合作境遇，打造共建共治共商共享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回首中国共产党在

执政初期，即中共八大时所提出的群众路线，虽然后来因政治运动频发，治理理
念与治理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致使当时的群众路线未能很好地实施与发展，但在
其时其地却是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最好表述。
时至今日，随着人民安全需求的不断高涨，重新关照与审视这一政府与公民

关系也是必要的。正如贺照田所言，“群众路线是 20 世纪 40、50 年代中国共产
党自我理解、自我想象和设想、设计实践的核心意识线索，（践行）群众路线，
既（要）制约执政党容易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又（要）

充分实现中央-地方、高层-基层、党和政府-社会诸者之间的认识与情感联通，
②
（实现）制度、思想观念的配合。”
总之，不论是供给方式、供给质量，还是供给策略的调整，根源在于对“人
民安全”理念的认识与行动的调适。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政府

与公民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人民安全需求与政府安全供给存在诸多亟需讨论之
议题。特别是作为理性行动者而言，人民安全到底面临何种境遇，政府供给又面
临何种压力，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与讨论。任何一种时代情境的变迁都不是孤立

① [英] 乔纳森·戴维斯、[美] 戴维·英布罗肖主编：《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第二版），
何艳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0 页。
② 贺照田：《群众路线的浮沉——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重要视角》，载《二十一世纪
评论》2018 年 12 月号，总第 170 期，第 45-46、4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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