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2019 年第 3 期

义新时代，“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客观形势、主观
认知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安全诉求等，形成了具有各自时代特征的国家安全
①
观念”， 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基本上以传统安全观
来思考中国安全问题，强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把捍卫新生的政权

安全、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尽管邓小平
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把党和国家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上来，并得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战略结论，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安
全理念仍然停留在把“稳定压倒一切”、反对“和平演变”看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要手段的层面。正如邓小平所言：“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到第一位，
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②
冷战以后，中共中央对国际安全形势进行科学研判，得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结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
能的”。这种科学研判对于中共中央转变安全观念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共十五
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除了提出“经济

安全”外，又提出“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提
出“粮食安全”问题；中共十八大又把非传统安全问题扩展到“能源资源安全、网
络安全”。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广泛涉及非传统安全问

题，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国家安全观逐渐由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转变。
伴随中国官方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学界也把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了研究范
围，如庞中英在《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合作安全——关于全球变化和安全问题的
若干新思考》一文中提出“经济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心，而且是国家在世界竞

③
争中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 王逸舟在《论综合安全》一文中把非传统安全问题
概括为“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

① 卢静：《习近平为何要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载《人民论坛》2017 年第 10 期，第
38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8 页。
③ 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合作安全——关于全球变化和安全问题的若干新思
考》，载《欧洲》1997 年第 1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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