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德组织，就意味着该组织强调了回归“纯正”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即“虔信的祖先”
（Salaf）。第二，“暴力吉哈德”不仅是宗教信徒的群体性义务，更重要的是，它
还是个人的宗教责任（fard’ayn），是等同于天课、朝觐、每日礼拜、斋戒、念清

真言这五大支柱之外的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个人义务。
那么，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对于“伊斯兰国”存在哪些型塑作用？它在过去几十
年的发展脉络为“伊斯兰国”的当代与未来发展埋下了哪些基因？萨拉菲-吉哈德

主义对极端恐怖组织的首要影响是对组织行动纲领、目标指引、社会动员等基本
问题的规范，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这一意识形态同时也塑造了受其影响的组织关
于战场胜负的认知，这一影响往往潜藏于行动表征背后，但其作用力可能更加长
远。在这一方面，“伊斯兰国”亦不例外。大众媒体通常会使用一种被简化的“胜

负观”表述来强调当代恐怖主义的难以击溃，因为“死亡对于恐怖分子来说就是
胜利”。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整。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吉
哈德主义因素，在三个层面塑造了“伊斯兰国”等相关组织的胜负观。

第一，吉哈德的胜负观。从历史来看，“吉哈德”概念中防御的意涵更重。一
直以来，都存在“防御性吉哈德”的说法，而在现实战事中，“防御”与“失败后
的退守”是能够被轻易在动员话语上被类同的。
对历史做一简单回顾。在第一阶段，麦加和麦地那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形成了“吉哈德”一词初步意涵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使得“吉哈德”
一词从一开始的个人精神层面的斗争，还具有了指涉获得生存的自我保卫的意涵。
进入第二阶段，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后，麦地那穆斯林社会的建立以及伊斯兰向阿

拉伯半岛之外的地区蔓延，催生出“战争之地”（Dar al-Harb）与“和平之地”（Dar
al-Islam）概念。在第三阶段，在倭马亚王朝（661~750 年）和阿巴斯王朝（750~1258
年）时期，“和平之地”与“战争之地”概念得到了伊斯兰教法学家的发展。战争
式的“吉哈德”被系统化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的集体行为：“进攻性吉哈德”

（offensive jihad）、“防御性吉哈德”（defensive jihad）。基于这三个历史阶段的
概念发展，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吉哈德”原则，由泰米叶、瓦哈布、毛杜迪、
库特布、法拉吉等思想家进一步阐释和固定。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由当时世俗和政治

环境所驱使，这些环境性因素包括：反闪族主义、反美主义、关于阿富汗全球吉哈
德被神化的思想、关于穆斯林是西方帝国主义牺牲品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一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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