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2020 年第 1 期

（Faisal bin Abdelaziz Al Saud）与石油大臣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就以动用石油武器相威胁，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支持以色列；同年 10 月 8
日，沙特阿拉伯要求阿美石油公司削减一半的管道石油运输量；10 月 16 日，OAPEC

宣布将石油价格从每桶 3.01 美元提升至 5.12 美元，涨幅约 70%；10 月 17 日，OAPEC
宣布逐月减产5%，并威胁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国家开展禁运；10月19日，OAPEC
国家先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11 月 5 日，OAPEC 宣布石油产量削减幅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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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高到 25%，重点惩罚美国与荷兰。 至此，OAPEC 通过提价、减产、禁运等
方式掀起了“石油短缺风暴”，而美国始终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
美国能源巨头在其母国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实际上，
自从美国政府在 1947 年 11 月宣布支持以色列建国方案以来，美国能源巨头在阿以阵

营的选择上就与本国政府分道扬镳，并且极力游说美国政府采取亲阿拉伯政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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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能源巨头与政府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首先，埃克森、美
孚、雪弗龙等美国能源巨头及其控股的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执行了 OAPEC 的减产和禁

运政策。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按照沙特阿拉伯的要求最初削减了 10%的产量，之后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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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规模扩大至 25%，成为当时削减产量的绝对主力。 由于减产执行迅速得力，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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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甚至对“美国公司支持阿拉伯阵营”表达了高度赞许。 其次，美国能源巨头实
行了所谓的“苦难共担”策略，不仅未能有效填补母国的石油需求缺口，而且使其分

配到的石油供给远低于预期。在危机期间，美国能源巨头综合考虑原油品种、产地距
离等多个技术性因素，将产自阿拉伯国家的原油调配至未受禁运的国家，将其他国家
的原油调配至美国等受禁运的国家，同时力求通过人为的原油调配使得各国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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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影响。 然而，美国能源巨头执行“苦难共担”并非出于仁慈和责任，而是基
于经营收益最大化的考虑。特别是，因为担心将大量石油运往美国而招致其他国家政

① 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8-344 页；[美] 丹尼尔·耶金：《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下册）》，艾平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227-230 页。
② [意] 莱昂纳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
夏俊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72 页；David S. Painter, “Oil and American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 1, 2012, pp. 29-30。对能源公司与母国政府分歧的分
析可另见于：[美] 史蒂夫·科尔：《石油即政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权力》，杨蝉宇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 页。
③ Frank Church, “The Impotence of Oil Companies,” Foreign Policy, No. 27, 1978, pp. 39-41.
④ Robert B. Stobaugh, “The Oil Companies in the Crisis,” Daedalus, Vol. 104, No. 4, 1975, p. 183.
⑤ [美] 丹尼尔·耶金：《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下册）》，艾平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241-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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