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2020 年第 1 期

有新授权的情况下无法获取能源巨头实施“苦难共担”行动的石油配置方案和实施
进程等经营信息、无法征用其运输船队向美国运送石油、无法动员其为美国配置更
①
多石油供应。 显然，绝对私有的产权制度提高了美国政府通过行政命令从能源公
司获取各种危机应对的资源、动员其承担应对危机责任的授权门槛，同时降低了政
府说服、施压石油公司行为的可信性。就政治成本而言，由于美国政府未能有效协
调能源巨头以应对能源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无能和能源巨头的贪婪表达了强烈

的不满，特别是节节攀升的成品油价格对本已深陷“水门事件”泥淖的尼克松总统
再次予以沉重一击，而政府的支持率与公众声望更是在危机爆发后下挫连连，其不
②
得不因为应对危机不利而背负极高的政治成本。 总之，由于无法僭越私有产权制
度对能源公司权益的保护，美国政府并未借助后者来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因此单

③
独承担了应对危机的更高成本。
基于此，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无法突破私有产权制度所划设的政
企关系边界，独自承担了应对危机的责任。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开展

穿梭外交、推动并主导筹建 IEA、释放军事干预威胁信号、建设政府管理的石油储
备、创建或升级能源监管机构等一系列行政或外交手段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显然，
美国政府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历史进程初步表明在能源领域实行绝对私有产权
制度的国家中，政府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唯一责任主体，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或外交手

段保障能源安全。

四 公有产权制度与中国能源安全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进口规模连年攀升，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国际风险

① [美] 史蒂夫·科尔：《石油即政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权力》，杨蝉宇译，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0 页。历史上，能源巨头曾多次无视甚至拒绝美国政府的合作意向
与合作请求，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8-133。
② [美] 丹尼尔·耶金：《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下册）》，艾平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231-232 页；赵庆寺：《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1941-198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5-166、173-174 页。
③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石油危机充分暴
露了美国政治的脆弱性，由于私营部门等的阻碍，核心政策制定者想要增加（能源）供给并降低
（能源）需求几乎并无可能”。然而与本文不同的是，克拉斯纳并未指出在能源安全领域上述脆
弱性的根源在于产权制度。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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