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大国北极博弈与中国北极能源安全

杂的海上条件下实施海上工程建造、能源开采、远洋运输等作业。此外，两国政企
出色的融资能力与对海外项目的风险管控能力，决定了其能够在合作机遇到来时，
更快达成合作意向并付诸实施，且能够较好地保证后续合作的顺利开展。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因庞大的体量而在投资风险抵御能力等方面有着较强优势，
但海外能源项目的投资经验缺乏、能源开发技术和经验等优势不足等客观现实，也
导致其在“量”而非“质”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位置。对于在对外能源合作中更

多重视经济效益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可选性无疑较差。如此一来，中国的比较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劣势，更容易在招标竞争中出现失利——许多国家出于股权
甚至是经济主权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考量，更倾向于选择利用技术而非投资。特别
是在“中国威胁论”被渲染的背景下，这种规律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三，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北极的利益诉求复杂化，导致中国难以掌握北

极能源开发的主导权甚至是话语权。目前，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深度还远远
不够，在北极治理演变的进程中，更多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而当前涉北
极诸国“各执一词”与“各自为政”的现状，又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作为体系参
与者乃至重塑者的能力。撇开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的排外性不谈，北冰洋
沿岸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最主要的目的除了经济利益的获取之外，
还有借助权势的考量，即通过利用中国等“域外”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来弥
补自身在北极竞争中话语权的缺失。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等“域外”国家所扮演
的角色更多的是策略性工具而非战略性伙伴。对于中国来说，在北极地区的复杂

博弈形势下，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合作“伙伴”的增多，也呈现出一定的负面
效应——特别是在与存在竞争甚至敌对关系的国家同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即使
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也将由于难以获得合作对象的信任而游离于话语体系之
外。从目前来看，中国北极合作对象的单一性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各国的
北极合作更多停留在意向而非实施层面，这也是国家间政治与经济关系脱节、经
济让位于政治的一个典型表现。

三 中国北极政策与能源合作：以中俄共建
“冰上丝绸之路”为例

世界能源革命的方兴未艾与能源格局的持续调整，决定了中国在北极的能源合
作对象、模式和深度也将随之经历巨大变迁。中国与北极国家的能源合作呈现出三
个特点：一是以大国为主，兼顾其他小国；二是以经济杠杆和科研合作而非军事手
段挖掘能源合作潜力，实现政策对接；三是由声明到政策，再到行动，基本实现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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