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治理发展方向。一方面，两国在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传染病防治、应对
气候变化、海洋环保等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如能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广
泛开展合作和协调，可对改革完善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形成带动、示
范效应，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改革和发展也就好办得多。另一方面，
两国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严重对立：一个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
型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权利、机会、规则平等，强调开放为导向、合作为

动力，反对搞针对性和排他性的安全安排；另一个维护霸权主导、坚持排他性的集
体安全理念，同时又对全球责任分担斤斤计较，更对中国与美国“争地位”耿耿于
怀；双方立场不兼容、政策难协调。现在，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平台
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延，各种具体的防范限制举措正将全球体系推向大撕裂、
大分化的危险境地，其他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这种“分化”风险并非是单纯

的经济全球化意义上的，也有战略和安全属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在 2019 年 9 月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演讲中表达了忧虑：
“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还不算太大，但却是真实的。我担心大分
裂的可能：世界分裂成两个，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
竞争的世界，每一个都有其各自主导性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单独的互联网以
①
及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它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未来中美建立彼此关系“新范式”的努力必须延及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
球治理领域，为“新范式”确立合理和宽阔的全球外延，协调中美利益、避免体系

分化应是题中之意。在大的共处理念和治理原则一时还谈不拢、美官方也没有足够
兴趣谈的情况下，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不应受到妨碍，并且涉及应对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处理兼具传统内涵和新兴意义的泛人类
问题，在实际协商合作的过程中培育面向未来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基础。将来如果美
国民主党重新执政，其未必会扭转加强对华遏制的大方向，但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样
的议程有望回归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承担国际义务的道德和法律传统将会在

某种程度上复活，两国企业界、知识界应保持沟通，尽量保留利益汇合点，这对未
来中美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良性协调也有政策和工具储备意义。
不过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
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包括全球安全
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合作在此方面作用有限。既然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

① “Warning Against ‘Great Fracture’, Secretary-General Calls on General Assembly to
Reconnect With Organization’s Values, Uphold Human Rights, Restore Trust,” https://www.un.org/
press/en/2019/ sgsm19760.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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