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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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数多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 美国决策者的身边人也受其影响。里根的女儿帕
蒂·戴维斯（Patti Davi）还出面安排冻结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海伦·考尔迪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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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Caldicott）与里根会面。 受此压力，北约一开始就采取了“双轨方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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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味强硬。 这也是推动美国最终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从个人层面来看，苏美领导人战略思维的转变也是双方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其新思维认为“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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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要“克服村社、民族和国家的利己主义”。 苏共
中央政治局的记录和解密的美国档案显示，戈尔巴乔夫的裁军意愿远远超出美国预
期。他希望大幅削减战略核武器，还将欧洲常规部队削减 25%，并且谈判消除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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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 具体到中导问题上，他认为在欧洲部署 SS-20 是在军工综合体推动下，苏
联决策者犯下的一个巨大战略错误，严重低估了西方的反应。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部

署潘兴 II 导弹之后，苏联人口最多的地区将处于被打击之下，而苏联无力防御。
他将其比作“顶在苏联太阳穴上的一把手枪”。他认识到，苏美在欧洲的中导竞赛
对双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对称。对美国而言，苏联在欧洲部署陆基中导，只是削弱美
国对北约盟国提供的延伸威慑。而对苏联而言，美国在欧洲部署陆基中导，则可直
接威胁苏联政治经济核心地带。苏联承受的安全风险远大于美国。为维护苏联安全，
他要力争在 1988 年潘兴 II 导弹部署到位之前签署条约。
在美国方面，里根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一方面，他有核裁军的愿望，
主张“核战争既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另一方面，他努力重振国威，谋求靠实力

地位进行谈判。1986 年，他认识到“苏联经济已陷入可怕的境地”，而美国经济蓬勃
发展，军备竞赛的天平正向美国大幅倾斜，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里根在 1985 年与戈
尔巴乔夫首次会晤时，就敏锐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与其前任不同的苏联领导人。
正是在他们各自的思想认识推动下，中导谈判得以在 1987 年修成正果。
通过以上的回顾与分析不难看出，美苏能在 1987 年签署《中导条约》，是苏

① Amy F. Woolf, Russia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December 7, 2018, p. 13，https://fas.org/sgp/crs/nuke/
R43832.pdf.
②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385-386 页。
③ Amy F. Woolf, Russia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December 7, 2018, p. 12, https://fas.org/sgp/crs/nuke/R43832.pdf.
④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43-1244 页。
⑤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homas Blanto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38, The INF Treaty and The Washington Summit: 20 Years Later, ” December 10, 2007,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3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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