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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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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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数多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 美国决策者的身边人也受其影响。里根的女儿帕
蒂·戴维斯(Patti Davi)还出面安排冻结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海伦·考尔迪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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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Caldicott)与里根会面。 受此压力,北约一开始就采取了“双轨方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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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味强硬。 这也是推动美国最终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从个人层面来看,苏美领导人战略思维的转变也是双方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其新思维认为“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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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要“克服村社、民族和国家的利己主义”。 苏共
中央政治局的记录和解密的美国档案显示,戈尔巴乔夫的裁军意愿远远超出美国预
期。他希望大幅削减战略核武器,还将欧洲常规部队削减 25%,并且谈判消除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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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 具体到中导问题上,他认为在欧洲部署 SS-20 是在军工综合体推动下,苏
联决策者犯下的一个巨大战略错误,严重低估了西方的反应。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部
署潘兴 II 导弹之后,苏联人口最多的地区将处于被打击之下,而苏联无力防御。
他将其比作“顶在苏联太阳穴上的一把手枪”。他认识到,苏美在欧洲的中导竞赛
对双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对称。对美国而言,苏联在欧洲部署陆基中导,只是削弱美
国对北约盟国提供的延伸威慑。而对苏联而言,美国在欧洲部署陆基中导,则可直
接威胁苏联政治经济核心地带。苏联承受的安全风险远大于美国。为维护苏联安全,
他要力争在 1988 年潘兴 II 导弹部署到位之前签署条约。
在美国方面,里根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一方面,他有核裁军的愿望,
主张“核战争既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另一方面,他努力重振国威,谋求靠实力
地位进行谈判。1986 年,他认识到“苏联经济已陷入可怕的境地”,而美国经济蓬勃
发展,军备竞赛的天平正向美国大幅倾斜,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里根在 1985 年与戈
尔巴乔夫首次会晤时,就敏锐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与其前任不同的苏联领导人。
正是在他们各自的思想认识推动下,中导谈判得以在 1987 年修成正果。
通过以上的回顾与分析不难看出,美苏能在 1987 年签署《中导条约》,是苏
① Amy F. Woolf, Russia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December 7, 2018, p. 13,https://fas.org/sgp/crs/nuke/
R43832.pdf.
②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385-386 页。
③ Amy F. Woolf, Russia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December 7, 2018, p. 12, https://fas.org/sgp/crs/nuke/R43832.pdf.
④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43-1244 页。
⑤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homas Blanto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38, The INF Treaty and The Washington Summit: 20 Years Later, ” December 10, 2007,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3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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