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对策略上存在本质区别：“预防原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推迟采
①
取防止危害或威胁措施的理由；主张谁发展谁承担证明其无害的责任和义务。 多
数欧洲国家坚持，如果某项生物技术成果存在尚未取得科学共识的可疑风险，就必

②
须采取事先防范和谨慎态度加以监管。 而美国则认为，“预防原则”的运用将有
可能阻碍新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将使政府决策部门在面对无法准确预知风险时容易
陷入过于保守的政策倾向之中。美国主张，从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所有革命

性技术创新在其发展初期往往并不为人们完全理解与接受，一旦因噎废食，不仅会
丧失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经济利益，还将在国际竞争中丧失技术主导地位。因此，当
美国从“成本—收益”角度确认某项前沿生物技术具备巨大经济价值时，往往先于
他国实施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扶持，抢占该领域的技术制高点。

美国上述的风险防控思路符合英国哲学家马克斯·摩尔（Max More）于 2004
年提出的“亲行原则”（proactionary principle）。“亲行原则”是指决策者考虑技
术活动的所有后果，部署预防的措施来应对实际的威胁，重视技术创新所能发挥重

③
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相信人类有能力去适应和补救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因此，该原则倡导不仅要对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事前预测与评估，更强调
④
通过行动来学习。但美国所采取的“亲行原则”存在功能上的缺陷。 例如，先行
动后学习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美国监管经验的形成更多依赖对负面效应成因的因果

关系解释，但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受到复杂的、综合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威胁，单一
因果逻辑下的学习经验往往因缺乏系统性考量而无法适应事后的补救性实践。再
如，美国采取“亲行原则”的前提是对技术“成本—收益”分析仅停留于单一经济

价值的定量分析，而对前沿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威胁生命健康、侵犯人类尊严、冲
击传统文化伦理等社会价值成本的考量有限。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的脆弱

① Seumas Miller and Michael Selgelid,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Dual-use Dilemma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 13, No. 4, 2007,
pp. 523-580.
② Mylene Botbol-Baum, “Research Ethic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n How to Minimiz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Research in EU Funded,” March 2010,
https//ftp.cordis.europa.eu/pub/fp7/docs/guidelines-on-misconducmaisuse-of-research_en.pdf.
③ 龚超、王国豫：《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应对路径与困境》，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31 页。
④ J. Britt Holbrook and Adam Briggle, “Knowing and Acting the Precautionary and Proactionary
Principles in Relation to Policy Making,” 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 Vol. 2,
No. 5, 2013, pp.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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