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 年第 4 期

域的历史发展模式之间的张力；其二，殖民或半殖民状态的政治遗产。其中尤为突出
的是国界的划定对族群原有机理的拆分，或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的新的跨界族群认同，
带来了种族的、宗教的叛乱和分离运动，增强了其边界和制度面临内部挑战的强度，

并且殖民国家出于行政便利或帝国基于内部权衡的划分也造成许多国家资源基础不
足，难以提供能促进其合法性并创造更强的国家意识的产品；其三，时间框架的急剧
缩短和业已建立的国际规范对国家构建施加的巨大压力与限制。经验表明，国家建设

是一项棘手、困难、漫长且充满暴力的事业，而与西欧国家数百年的长期国家发展历
程相比，新兴国家需要在数十年的极短时间内构建相对成熟的国家，且需要遵循由业
已成熟的国家创设的规范。一方面，这会限制历史上国家构建时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
使得新兴国家的事业更加艰难，并面临来自先行国家当代政治模式的结构性政治威胁

（在苏联解体后加剧）； 另一方面，又会给予那些几乎没有实质国家性的国家以正式
①
主权，继而保有国家资格，使得一些难以为继的实体不会合法消亡。同时，优势国家
通过主导国际体系，构建所谓“主从模式”及施加长期干预。无论是军事、政治、经

济还是技术层面的国际力量，都对国家构建的命运和其他安全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影
响。外部的介入也鼓动了区域和内部的动乱，使得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不胜其扰。另
外，统治政权本身采取的一些安全战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
其次，大体一致的根源使弱国呈现出相近的特征。除了上文所述的“基础结构

能力”“强制性能力”“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向心力”三个维度较弱这一综合性的根
本特征以外，弱国往往还具有一些连带性的共同特征，包括易受政治威胁，往往受
意图性的和结构性的双重政治威胁；对领导人最有压力的威胁往往来自内部的政治

挑战，包括政变、派系斗争、暴动和反叛等；因此，大量资金支持的军事力量也常
常指向内部，使得武装部队（“安全部门”）在弱国的内部安全作用相当大，甚至在
②
一些情况下构成它们的主要职能。 同时，弱国的权力极度集中，有一套平行的决
策网络，取代政府负责的决策机制；政治运作亦在根本上不受宪法—法律制衡，经

常将例外做法迅速纳入立法，简化为执政工具，并导致依赖性的司法，缺乏广泛的

① 政治威胁可能是意图性的，也有可能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政治威胁是当两个国家的组织
原则彼此矛盾，国家之间无法简单地忽略彼此的存在时兴起。无论它们愿意与否，它们的政治系
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参见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 78。
②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3, p. 109; Nicole Ball, Security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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