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2020 年第 5 期

一 引言

新冠肺炎作为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自 2019 年 12 月出现后不久就形成了全球性
大流行的态势，严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次疫情

治理中，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公共卫生“安全化”措施，从国家安全层面统一
部署、调配资源以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
东亚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全化”策略，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武汉模式”遵循
的是典型的“安全化”路径，通过将新冠肺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安全化”，提升

至国家安全议程中的最高级别，对城市和社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力求彻底实现新冠
肺炎疫情的“去安全化”；与之相对，日本的抗疫模式虽然也是以实现“去安全化”
为目标，但却采取了“非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的路径。

本文将从学理上尤其是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运用“安全化”理论，对新冠肺
炎疫情应对的“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这两种治理模式
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这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更好地推进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的跨国合作和机制创新，而且也能够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等大规模

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提供治理的“东亚模式”。

二 “安全化”理论与公共卫生议题的“安全化”

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国际安全研究兴起以来，就一直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争论不
休：安全最重要的指涉对象是什么？安全问题的驱动力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安全
的边界是只能限制在国防内，还是可以拓展到国防外？安全研究的国际政治学思想

①
基础是什么？安全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凸显，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日益多样化，
安全的责任主体和实现方式也需要得到拓展，这就对国际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

求。对此，20 世纪 90 年代初，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
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提出了“安全化”理论。他们认为，“安全是基于对

① [英]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余潇枫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1 期，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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