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2020 年第 5 期

配套措施予以应对。另一种是在危机应对的前期甚至一开始就将“去安全化”纳入
到应对思路之中，对“安全化”进程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表现为“有限安全

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或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会受到
限制，就有必要充分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安全化”受众的力量以应对公共卫生危
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抗疫模式属于前者，而日本的抗疫模式则属于

后者。笔者将在后文进行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说，公共卫生议题的“安全化”有助于国家政府或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
构进行统一部署、调动资源以应对威胁，但也有可能因为“安全化”行为体与指涉
对象界限模糊，“安全化”受众本身在“安全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或是“安

全化”施动者和执行者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不当或失控，而出现难以真正保证人
民健康安全的情况。因此，在公共卫生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除了要注重确保
“安全化”受众的地位，畅通信息传播和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以外，更关键的是要

保证“去安全化”的“在场”，根据具体情况将“去安全化”的思路纳入到政策措
施当中，适时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
会生活，真正减轻公共卫生议题对人的安全的威胁。

三 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武汉模式”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较早暴发于湖北武汉，因而形成了中国治理大规模传染

性疾病的“武汉模式”，这种模式就属于“完全安全化”的模式。
（一）“武汉模式”与“完全安全化”
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判断准确的前提下，在具体实践中，“在
场安全化”的一种模式是“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在“安全化”完全

实现之后再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以终结危机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完全安全
化”模式。在这种路径下，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能够
得到迅速汇聚，资源以及资金得以集中投入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但由于在

前期难以兼顾实现“去安全化”，因而在后续启动的“去安全化”进程中需要有
针对性地采取治理“安全化”困境的措施。笔者认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武汉模式”就属于“完全安全化”的模式。

要应对未知的新冠病毒，中国的抗疫必然需要经历一定的摸索、试验和纠
错，并最终打赢疫情治理战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武汉模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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