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而威胁则是一种体

①
现主体间性的社会认同建构”。
基于这种认识，奥利·维夫和巴里·布赞进一步提出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
的理论，他们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

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安全化’不仅仅通过打破规则，也不仅
仅依靠‘存在性威胁’的出现来推进，而是以‘存在性威胁’出现为理由，以宣布
打破规则为合法来实施‘安全化’的……在安全话语中，经过渲染，一个问题作为
具有最高优先权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

②
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 简单来说，所谓“安全化”，就
是安全施动者将某一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并以此为由要求打破常规、采取非常措
施来应对的过程。与“安全化”相反的是“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概念，

③
是指安全施动者“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转变为政治领域的一般性商谈的过程”。
对此，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Priyankar Upadhyaya）等人还指出，“去安全化”
“寻求管理非传统威胁的可能性，尽可能地使它们在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之前得到控
④
制”， 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景；奥利·维夫也曾明确指出，只有“去安全化”
⑤
的完成，才是成功“安全化”的终点。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议题的“安全化”，就是安全施动者（一般是国家政府或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将暴发大规模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视为危及

国家、地区乃至全球人民生命健康的存在性威胁，并且要求打破常规、采取特殊的
紧急安全措施予以防控。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随着“安全化”进程的启动，
国家政府或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获得了加强自身的权力或职能、掌握和调动更多
的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权限，这一般来说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公共卫生

① [英] 巴里·布赞、[丹麦] 奥利·维夫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 2003 年版，第 43 页。
② [英] 巴里·布赞、[丹麦] 奥利·维夫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 2003 年版，第 32-37 页。
③ 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年第 9 期，第 106 页。
④ [新加坡] 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新加坡] 拉尔夫·埃莫斯、[美] 阿米塔夫·阿查亚：
《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段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4 页。
⑤ Ole Wæver, “The EU as a Security Actor, Reflections from a Pessimistic Constructivist on
Post-Sovereign Security Orders,” in Morto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