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安全化”的大框架下还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安全化”模

式，不同的模式其“安全化”进程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对于安全问题
的解决和安全的保障也就有不同的结果。倘若“安全化”施动者对一个公共卫生事
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的判断过度，在该事件尚不足以成为安全议题时，就将其直接

上升为安全问题，就会过度占用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造成资源浪费，引起民
①
众恐惧， 这种“过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反而不利于公共卫生事件的
妥善解决，而且更容易引发“沉默的安全”的问题，导致部分群体的安全利益不得
不让位于被“过度安全化”的议题，从而造成无谓的牺牲，“去安全化”的目标也

更加无从谈起；相反，由于危机预警不够准确和及时、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等原因，
②
也有可能出现“安全化欠缺”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
的威胁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以及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不

足，难以有效凝聚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从而错失危机管控的重要窗口期，难以有
效保障“安全化”受众的利益，受众的安全诉求也有可能由于受到政治压力或社会
压力而无法言说。
相较而言，“在场安全化”（in-securitization）是比较理想的“安全化”模式，

所谓“在场安全化”是指“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主体都“在场”，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都是危机在场的“在者”。在“在场安全化”的持续状态中，倘若能够充
分发挥专家智库的力量，及时进行政策的学习和调整，切实加深“安全化”受众对

权威指令的认同，则能够有力推动“去安全化”的实现。 这样，不仅公共卫生事
③
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而且由于“去安全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也能较大程度地
避免“安全化”的困境。笔者认为，以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判断准确
为前提，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将“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在场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是在“安全化”进程已经完成之后，再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以终结
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资源和资金能够充分投入到应对
公共卫生事件之中，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得到有效的汇聚，“安全化”得以完全实

现，但“安全化”的困境也有可能随着“安全化”的进程而凸显，需要采取相应的

① 余潇枫、潘临灵：《“非常态危机”识别与防控——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载《探
索与争鸣》2020 年第 4 期，第 151 页。
② 余潇枫、潘临灵：《“非常态危机”识别与防控——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载《探
索与争鸣》2020 年第 4 期，第 153-154 页。
③ 余潇枫、潘临灵：《“非常态危机”识别与防控——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载《探
索与争鸣》2020 年第 4 期，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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