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存在性威胁。虽然在北京、黑龙江等地出现了一些

局部的反弹，但由于已经有了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在“武汉模式”下，国内整体
上还是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去安全化”的阶段，更多的是采取一些预防性的管控措
施。在前期，中国为了有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较为充分的“安全化”措施，

也付出了经济生活方面的巨大代价；而在后期，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中国也适时
启动了“去安全化”的进程，出台相应的措施，保障经济民生，从而更好地保障人
民群众、特别是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的群体的经济利益和基本生活。
4. “武汉模式”的“完全安全化”特征

从上述对“武汉模式”的论析中可以看出，“完全安全化”模式具有以下三个
关键特征。首先，“安全化”施动者对某一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的判断
必须是准确的，没有夸大该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威胁，彻底

推进“安全化”的进程是有必要的，并不是对该公共卫生事件的“过度安全化”，
这也是“安全化”施动者采取“完全安全化”模式的合法性前提。在疫情暴发初期，
新冠肺炎病毒不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且导致的重症比例较高。2020 年 1 月 28
①
日，武汉的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达到了 32.4%的峰值， 在这些重症病例中，又
以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者居多，救治和看护的压力很大，这在短时间内对医疗
系统，特别是医疗资源供给体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有必要迅速从国家层面采取非常措施来阻断病毒传

播、调配医疗资源，党和政府也就有必要迅速形成政治共识，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好
疫情防控这一件大事。也就是说，采取“完全安全化”的举措必须以威胁认知的准确
为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形成齐心抗疫的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
其次，在“安全化”的进程中，不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危机在场的“在者”，

而且“安全化”的施动者和受众都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在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医疗资源
调配等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以及各基层组

织、社会团体，在人口流动管理、流行病学调查、妥善安置患者及其家属、帮扶受
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等具体的抗疫工作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
没有直接参与到抗疫工作的人民群众，也通过各自的方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对疫情

① 许雯：《武汉重症病例占比由 32.4%降至 21.6%》，中国新闻网，2020 年 2 月 17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2-17/90938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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