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2020 年第 5 期

多可少。各种能源度量单位和灵活的结算方式则使得这种分割交易较为便利。从能
源供需安全上来说，一国的交易可以不以另一国的交易为代价，一国与某国能否进
行能源贸易往来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在市场交易的正常情况下（供需均衡），

能源交易的分割性特征一般不对能源供需两端产生影响；在市场交易异常（供需失
衡）的情况下，能源交易的分割性可以使供需两方进行有选择性的交易，使得交易
未必达到供需双方满意的状态；在战争状态或重大危机下，能源消费与供给的分割

性则会明显对有关国家产生影响。如能源供应国可以实施配额不断削减的能源禁运
以对有关国家进行政治施压，具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需求国也可以试图以削减、
转购甚至退出对某国的能源采购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因此，能源商品是兼具“经
济商品”和“政治商品”二重性特征的“特殊商品”。作为经济商品它们具有竞争

性，作为政治商品它们又具有排他性。
能源安全具有的排他性、竞争性、分割性及能源作为“政治商品”的存在，使得能
源安全潜在地具有了政治对抗性特征。把能源作为“资源武器”则使得能源安全的政治

对抗性公开化。能源资源的地理分布特征决定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良好的能源资源
禀赋，只有少数具有较好资源禀赋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资源权力来源。同样地，具有较大
市场规模的国家也会因此拥有一定的“市场影响”权力来源。由于这样的对抗性不一定
或不完全发生在所有国家之间，因此，它成为个别国家或部分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性，但

这种对抗若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则有可能会扩散到别的国家，表现出较强的联谊性。因此，
对能源安全政治对抗性的处理既是消除能源安全非公共属性的过程，也是增强从公共属
性治理能源安全需要的过程。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石油供应中心从墨西哥湾时代转

移到海湾时代，一个时期以来形成了以欧佩克国家及其联盟为供给侧，美国领导的西方
国家为需求侧的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欧佩克是对抗西方“七姐妹”石油
公司巨头的产物，而美国领导的国际能源署又是对抗欧佩克的产物。能源供需之间的安
全长期处于一种对抗与冲突的逻辑中。欧佩克国家数次在国际关系危机中表现出资源民

族主义，以能源为武器和手段，试图通过提高油价增加石油收入和达到其政治目的。可
以说，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和程度上，石油价格的变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欧佩克
国家及其联盟斗争妥协的产物。能源政治的对抗性不仅给能源消费国造成了伤害，也给

①
能源供应国造成了伤害。能源供需安全呈现出“周期性”转换特征。 逆向石油危机的

① 总体上，1974~1981 年间，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供给安全凸显；1983~2002 年间，国际
油价低位运行，需求安全呈现；2003~2008 年间，国际油价再次走高，供给安全凸显；2009~2014
年间，油价振荡运行，时高时低，供需两端博弈；2015 年至今，为能源需求安全凸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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