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论能源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能源安全共同体构建

出现使得欧佩克不能任性地操纵石油价格，它越来越需要与能源消费国及其有关组织一
道来维护油价的稳定。
3. 能源安全非公共属性的影响

能源安全的非公共属性显然在客观上形成了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的问题和
障碍。首先，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分布不均衡性及市场供需两大板块的矛盾与冲突，
使能源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以来属于“俱乐部产品”，有关国家要进入该“俱乐部”需

要具备严格的资格和条件，很多国家难以达到有关条件要求，因此被排除在“俱乐
部”之外。不少国家在收益—成本最大化效应追求上或许更愿意采取“搭便车”行
为。“搭便车”者越多，公共产品供给就会越显不足，形成邓肯·斯奈德（Ducan Snidal）
①
等人指出的国际合作“协作困境”（coordination problem）。 同时，两大“俱乐部”
长期以来处于对抗逻辑中，要解决这一根本矛盾，需要建立跨越两方之间的合作共
同体，而要建立这样的共同体又需要首先跨越两方之间的矛盾。
其次，与此对应的是，能源安全中非公共属性的存在使得各国在可选择范围内

③
②
追求自身最大化收益函数， 利益最大化的微观动机导致缺乏合作的宏观结果。
这使得能源安全治理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卫生治理等公共属性
较强的“全球性问题”有所不同。在面对能源安全时，有关各国的“首要考量”是
能源的可获得性（需求国）或可获利性（供应国），对能源安全公共属性层面的考

量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更关注“相对收益”的行为使得更广泛和有效的能源安
全国际合作（绝对收益行动）难以启动。
最后，能源安全非公共属性的存在，使“能源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存在着“集

体行动”逻辑的困难。在主观条件上，“能源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塑造基于“共
同利益”和“共同安全”的价值观，而有的国家之间仍处于“以邻为壑、你赢我输”
的“霍布斯文化”之中。“能源安全共同体”需要首先构建“认识的共同体”，在“非
集权化”（decentralized）的国际体系中塑造国际组织成员的“共有身份”与“共同

① Duncan Snidal, “Coordination versus Prisoner’s Dilemma: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m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4, 1985, pp. 923-942;
James D. Morrow, “Modeling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stribution versus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3, 1994, pp. 387-423.
② 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7 期，
第 30-38 页。
③ Thomas C. Schelling,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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