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 年第 2 期

与战略传统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类是情报系统与（狭义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二战后，美国情报工作出
现跨越式发展。为规范相关活动，减少情报失误，美国国会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

情报工作需求适时出台相关法律及修正案。这些法案不仅使情报工作的开展有了基本
的法律遵循，更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其相对完备的情报法
律制度为他国情报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情报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二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重点是以立法形式确立国家情报体制，初步构建情报指
挥协调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九一一事件前，重点是加强对情报工作的监督指
导，推动情报立法更趋科学合理；九一一事件以来，重点是推动情报工作改革，提高
①
情报预警能力，并以“反恐”为重点突出情报协调方面的立法。
相关立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有关情报系统组织架构、职能与运作规
范的相关立法，如《1947 年国家安全法案》及其后续修正案、2004 年的《情报
改革和防范恐怖主义法案》等；（2）有关情报系统活动监督机制的大量立法；

（3）有关对外隐蔽行动的相关立法或行政指令。值得注意的是隐蔽活动内容和范
围的变化，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将高技术信息战和网络战纳入活动范围；（4）以
意识形态、反恐、反毒品等国家安全理由，对相关人员或机构的财产、活动范围
或行动自由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规。例如，就限制有关国家人员进入美国而言，1952

年出台的、冷战时期臭名昭著的《麦卡伦—沃尔特法案》（McCarren-Walter Act），
就是其典型代表。此后数十年里，美国在移民或入境问题上的相关法律调整与美
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始终密切相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外隐蔽行动，包括隐蔽政治、宣传、经济与准军事活动，
②
是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向热衷于
海外干涉，其对外隐蔽行动的频率之高、事例之多、影响之大，并世无双。有关这
类“特殊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也非常复杂。其中，根据《1947 年

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国安会和中情局对隐蔽行动成为正式对外政策工具意义重
大。国安会的成立加强了美国政府各安全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为隐蔽行动计划的
实施提供了机制上的便利条件。中情局则成为隐蔽行动的具体执行载体。中情局局

① 和晓强、李玉洁：《二战后美国国会情报立法工作的历史与实践》，载《情报杂志》2019
年第 7 期，第 17-22 页。
② 关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发展历程，可参见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
战略》，载《世界历史》2005 年第 5 期，第 56-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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