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 年第 2 期

（一）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的实战威慑倾向
在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的态度十分矛盾。以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利奥·齐拉特（Leo Szilard）和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群体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坚决反对将
核武器直接用于战争。早在 1944 年 9 月，科学家们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核
①
武器只能用于威慑对手不要对美国发动侵略。 而当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原
子弹之后，这些研制原子弹的功臣不仅严厉谴责这一罪孽深重的行径，而且在世界
范围内发起了以消除核战争为宗旨的和平运动。 1946 年，伯纳德·布罗迪正式
②
出版了《绝对武器》一书，开创性地总结出核武器的不可防御性以及核战争打不得
的观点，成为经典威慑理论的先驱。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

也在离任前夕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应该同苏联合作，控制和限制原子弹被用于
③
战争，并引导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而拯救人类文明。 然而，以杜鲁门和丘吉
尔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则对使用原子弹进行辩护，指出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

④
和减少更大的伤亡，甚至将其美化为“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美国军方随后
也多次公开表示，核武器与大规模使用常规武器在本质上没有多大不同，其毁伤
效果被过分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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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和长崎的灾难引发了关于道德与正义、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长期争论。直到

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担忧全面核战争及其道德困境的声音才在美国政界进一步
凸显。“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明确指出，美国只需要维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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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目的的最低限度核力量即可。 1949 年秋，在由苏联核试验所引发的关于是否
要研制氢弹的辩论中，凯南写信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强烈主张

①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7 页。
② [美] 理查德·罗兹：《原子弹出世记》，李汇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520、853 页。
③ [美] 戴维·霍洛维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
“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39-241 页。
④ [美]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上卷），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83-384 页；[英]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吴万
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931 页。
⑤ Scott D. Sagan, Moving Targets: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4.
⑥ George F. Kennan, The Nuclear Delusio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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