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 年第 2 期

动研发新型战术核武器，加剧了核冲突的可能性。除了挥舞“核大棒”以外，
美国还积极打造“金钟罩”般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建立核常融合、攻防兼备
①
的全面威慑体系，谋求“绝对核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发展能够有效
②
摧毁对手核武器的非核以及非动能武器，进一步模糊了核战争的界限。 由于
有限的核武库受到常规手段的威胁，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可能被迫采取首先使
③
用核武器的策略，从而增加了意外核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为了获得这种“先
发优势”，各国围绕新兴技术的竞争或走向失序，不仅引发军备竞赛，还将持续
毒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一）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
④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社会迎来了防扩散与核裁军短暂的黄金时期。 乐观
派认为核武器无论在军事应用方面还是战略应对层面的作用都大幅下降，以至于
可以很快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随着两极对抗格局的瓦解，
核战争的必要性及可能性都显著下降，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所谓

⑤
“流氓国家”中扩散等新安全问题也都很难单纯用核威慑来解决； 另一方面，
军事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许多先进常规武器可以让军事大国以更小的成本实现战
略目的。然而，与这种乐观的期盼截然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无核世界”
或许是冷战后消除核武器运动的巅峰，且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很快被证明在短期

① 郭晓兵、孙茹：《美国核谋霸战略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7 期，第 50-54 页。
②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The Eroding Balance of Terror: The Decline of Deterrenc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2019, p. 66.
③ Joshua Rovner, “Two Kinds of Catastrophe: Nuclear Escalation and Protracted War in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0, No. 5, 2017, pp. 696-730.
④ 在这一时期，美国同俄罗斯以及其他核大国共同努力，使得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主动
放弃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美俄之间则通过《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大幅裁减了核武器。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以无限期延长。1996 年，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不过，随着朝核危机的爆发、南亚核竞赛的出现以及美国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退出《反导条约》，全球核裁军与防扩散进程很快受到阻滞。
⑤ 学术界对于这一判断存在争论。也有学者指出恐怖分子，尤其是恐怖组织的网络仍然可
以被有效威慑。所谓“流氓国家”领导人就一定缺乏理性决策并会在核武器的问题上采取疯狂行
为的判断并站不住脚。参见 Andrew Brown and Lorna Arnold, “The Quirks of Nuclear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3, 2010, p. 305; Robert Trager and Dessislava Zagorcheva,
“Deterring Terrorism: It Can Be Do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2005/2006, pp. 87-123;
Francis J. Gavin, “Blasts from the Past: Prolif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196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2005, pp. 100-135。
·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