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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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军事机密，了解相关指令的真实内容是不可能的。 《公约》军事活动例
②
外条款制定之初的考量因素之一就是军事活动的机密性。 在“舰艇扣押案”中，
多位法官曾对俄乌双方提出的证据表示了质疑，热苏斯法官甚至直言，乌克兰可能
实施了军事活动，但法庭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 因此，很难期望当事方提交真实
③
且全面的海上活动信息，使得对海上活动目的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当事

方的外在行为方式，继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第三，某一海上活动的目的不是单一的，尤其是在争议海域或者敏感海域内的
海上活动，往往是为了实现多重目的。即使某些海上活动带有军事目的，也未必一
定是军事活动，应当全面考察该活动的目的。然而，在判断一项海上活动是否属于

军事活动时，如何量化分析军事目的与其他目的，如何在最终结论上对军事目的与
非军事目的作出取舍，实践中具有相当的难度。在考量具体活动的目的方面，将该

活动针对的特定对象纳入考察范畴，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活动的目的是否具有军
事性。例如，针对别国军舰或者从事非商业活动的政府公务船开展的相关行动，通
常更具有对抗性，因而倾向于被认为军事目的性更强；反之，对于渔船、商船等民
用船舶采取措施，往往更易于被定性为非军事目的。

此外，有学者曾提出，服务于军事目的，并对沿海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军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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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类似的军事测量也属于军事活动。 然而，所谓服务军事目的以及对国家安全
造成威胁均是抽象的概念，不足以界定军事活动。对军事活动的界定问题，亦有学
者提出，将主体基准解释为目的基准的一种特殊情况来考虑，使主体基准事实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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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目的基准可能更为合理。 从应然的角度看，就客观性而言，主体基准似乎比
目的基准更有说服力；从实然的角度看，既往的国际司法实践也与这一界定方式大

相径庭。对于和平时期的海上冲突，法庭或者仲裁庭似乎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非军
事冲突，相应的，在国际司法活动中，将一项海上活动界定为军事活动是非常罕见

① “The 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Judgement of April 9, 1949, ” I.C.J.
Reports 1949, p. 32.
② Myron H. Nordquist, Shabtai Rosenne and Louis B. Sohn,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A Commentary, Vol. V, Dondreche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9, p. 135.
③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Jesus, para. 20.
④ 周忠海、张小奕：《论专属经济区中的军事研究和测量活动》，载《法学杂志》2012 年第
10 期，第 102 页。
⑤ 张诗奡：《论判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军事活动的主体基准问题》，载《亚太安全与
海洋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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