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

①
友危机时，更容易引发低度恐惧的“知觉防御”。 “知觉警觉”的心理反应意味
着主导国以战争形式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更高，而“知觉防御”的心理反应则意味
着主导国以战争形式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更低。

从未来权力“增长趋势”变量来看，本文将国家权力相对增长趋势分为“趋势
②
占优方”与“趋势占劣方”。 在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权力相对增长率高的一方
更不愿意过早介入盟友危机，其面对盟友危机也更加被动。因为卷入国际危机的时

点越向后延伸，对于“趋势占优”的国家越有利；与之相反，权力相对增长率低的
一方则更愿意尽早介入盟友危机，其面对盟友危机也表现得更加主动。对于这类国
家来讲，如果最后的战略摊牌与冲突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在双方尚且势均力敌的时
候积极介入盟友危机，还能够获得一个坚定站在自己一方共同作战的盟友。相反，

如果不能在盟友危机中挺身而出，则可能面临多米诺式的同盟瓦解，以至于未来陷
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这种“防御性进攻主义”的逻辑就是在双方权力尚未出现彻底失衡之前，通过

主动介入盟友危机以谋求不利战略态势的逆转。总之，如果时间的天平是朝向战略
竞争对手一侧不断倾斜的，那么在未来陷入更不利的局面到来之前促成战争可能对
己方同盟更加有利。因此，本文假定“趋势乐观”的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危机的意
愿更低，而“趋势焦虑”的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更高。

综上所述，在介入盟友危机意愿问题上，如果分别给现有“权力分配”推演出
的“知觉警觉”与“知觉防御”两种意愿赋值为“1”和“-1”，同时分别给未来
权力“增长趋势”推演出的“趋势焦虑”与“趋势乐观”两种意愿赋值为“1”和

① 关于大国间“权力对比”的衡量标准，本文参考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的计算方法，即大国实力比=（M+G）/2，其中 M=某大国军费开支/全部大国军费开支；G=某大
国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67。关于“知觉警觉”与“知觉防御”的前期研究成果参见
Alexander Rosen, “Change in Perceptual Threshold as a Protective Function of the Organism,” in M. D.
Vernon, ed., Experiments in Visual Perception, Baltimore: Penguin, 1966, pp. 395-407; Jerome Bruner,
“On Perceptual Readines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2, 1957, pp. 123-152;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373-378。
② 本文将“趋势占优方”定义为，存在战略主导权竞争的两个大国之间，A 国权力净增长
数量/B 国权力净增长数量＞1，且这一比值呈逐步升高态势的国家；将“趋势占劣方”定义为，
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主导权竞争中，0＜A 国权力净增长数量/B 国权力净增长数量＜1，且这一比
值呈逐步降低态势的国家。参见姜鹏：《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
主义》，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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